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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评析了以往评论中较少谈到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的近作，扩大了对张爱玲的了解。

    另一部分则是对张爱玲创作有不同看法，并展开了交锋。

    对张爱玲创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者可以唐文标为代表。唐文标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是“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一文中，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及其构建的角度，指出张爱玲的世界是荒凉的，“死”的，里面的人物也都在走着死亡的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他看来，这都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作用。唐文标与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张爱玲创作题材狭窄，人物平凡，有趣味主义倾向。

    唐文标等人的意见遭到朱西宁等人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题材决定论”和狭隘功利主义。

    对具体作品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例如，有人对《怨女》和《金锁记》进行比较，认为《怨女》在情节上，欠缺《金锁记》那种复杂与深入，也缺乏深度和严谨的结构（王拓：《〈怨女〉和〈金锁记〉的比较》）。也有人认为，《怨女》削除了女主角的女儿，减低了悲剧的力量；但在结构和文字表现方面，《怨女》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文学论评——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爱玲的小说成就及其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爱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爱玲老友与历史见证人身份，夹叙夹议，写来真情动人，评品允当。陆续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看重张爱玲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神的勾勒。这一幅幅旧中国的社会风情画及其道德性极强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较少为人涉及，因而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丁尔纲：《“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也有的看重她“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小说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小说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金宏达：《张爱玲短篇小说选。前言》）还有人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是小说十足的‘现代气息’，在她精心营构的艺术世界里所展示的地道文化人意识实现了对以往小说镜子般反映生活模式的超越，……

    另一方面，却是小说的平民化表现。“（王嘉良：《贵族艺术的平民化表现》，《天津社会科学》一九九○年第一期）。也还有些研究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张爱玲的创作，如从作为创作主体的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来理解她的作品（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对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研究（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以及从女性文学演进的角度阐述张爱玲作品的思想内涵（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安徽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所有这些研究都显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有着众多幽丽、迷人的景观值得发现和欣赏的。

    三

    关于张爱玲著作出版情况：《传奇》最早于一九四四年九月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同月再版，加上一篇序言。《传奇》增订本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流言》则于一九四五年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十八春》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上海亦报社出单行本。一九五四年，《传奇》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出版，改名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依一九四七年版印，加一篇再版序。另外，《秧歌》与《赤地之恋》，也在香港出版英文本和中文本。

    一九六八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