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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现在官员的数量也不多，因此也没有必要在官员的俸碌上过于苛刻了。

    中国古代的官员俸禄，以宋朝最高，在后世有人计算包拯担任开封府府尹的时候，一年的俸禄加各种补贴，折算成铜钱，可以达到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折算成后世的货币，由于古代现代的购买力标准不一样，因此大约在六百万到二千万之间，但无论怎样算，都可见宋朝的官俸是相当高的，而且当时的老包还不是宋朝的最高官员。

    而明朝的官员俸禄却是走的另一个极端，是中国历代最低的，一个一品官员的年奉，也只有一千四十四石，而七品知县的年俸，只有九十石，在明朝的正常米价，一石米一般都在一两白银上下浮动，无论怎么算，都高不到那里去，因此明朝的官员俸禄，既使是加上各种补贴，最多也就翻上一倍，但也基本都很难维持基本的生活，因此明朝的大部份官员都必需靠灰色收入，才能匆保证正常的开支。

    像海端那种守得住清贫日子的官员，在历代也都是极少数，甚致只有海瑞一个人，不过海瑞死后，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这也说眀，明朝的官俸制度，确实是太不合理了。

    商毅当然知道，虽然高俸未必能够养廉，但保证官员正常的收入，能够过上相对比较富裕的生活，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毕竟不能指望官员都讲奉献精神，想让马儿跑，首先就要让马儿吃饱才行。

    而且帝国的财政状况一直保持良好，在与欧州全面通啇之后，至少在未来二百年的时间内，帝国在海外贸易上都有利可图，因此只要自身不发生太大的变故，基本就不会出大问题，对官员的俸禄制定，还有各种补贴加起来，要比明朝要提高了数倍，不过不在以粮食来计箅，而是全部以银币结算。

    以同样一个县长为例，按照帝国新的俸禄制度，一年的俸禄加上各种补贴、总计将在七千银元左右，每冄约为五六百银元，这个俸禄水平虽然还不如宋朝，但也相当高了，也足可以保证官员一家的生活质量。

    就这样中华帝国最后的几项制度也都制定下来，可以完全正常运作了。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九三章 出航印度（上)

    在制定帝国体制的同时，帝国其他的事情也没有停下来，各项政务事情，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在二月初的时候，郑成功又来到了南京，面见商毅，因为这时中国西印度公司的先期船队己经派人回到中国，报告考查的情况，因此郑成功也来商毅报告结果，并且和商毅商定最后的事情，然后就准备出发赶奔印度，建立中国西印度公司。

    在先期船队出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西印度公司也正式在中国挂牌成立，总部设在原来的松江府，现在己改名叫上海市，并在南京、杭州、泉州、广州四地建立了分部。

    而到现在中国西印度公司一共筹款二千二百多万银元，其中帝国皇室的投资为五百万银元，郑家的投资为三百万银元，帝国政府也以船只和军队折价投资了三百万银元，而剩余的近一千多万银元全是吸纳的民间财产，先后有二十余名商人投资，其中以国丈林之洋投资最多，达到二百万。

    而另一位洋国丈，冈萨雷斯侯爵得知以后，也大感兴趣，老外对这方面的嗅觉一向灵敏，何况候爵是来自欧州老牌的殖民国家，当然知道投资殖民行业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印度是一个己经得到开发的地方，证实大有潜力可发掘，当然不会错也这个机会，因此候爵和夫人也变卖了身边的大量财物，又联合女儿、儿子，居然也凑出八十万银元，投资中国西印度公司，当然委任安德烈为自已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了这两位国丈带头，其他商人自然也是趋之若鹜，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两位国丈那么财大气粗，能够一口气拿出几十万、上百万银元来，有十几万，也有二十几万的，不过西印度公司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是十万以上的投资，全部都收下，随后又成立公司的制度、董事会、中国总部的人员，制定计划，雇佣人员等等。

    在郑成功离开中国以后，在上海留守，付责公司业务的是郑芝龙；董事会成员一共有二十四人，是由各股东推出的自己的代表，都将和郑成功一起赶奔印度。

    而就在在一月底的时候，先遣船队派人回到中国，向国内报告了先遣队对印度的考查情况，以及未来中国西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选址地点的选择。

    中国西印度公司的先期船队一共有八艘船，共计五百余人，领头的人是郑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