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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只有午饭在家吃。每天我都起很早，其实我不是不喜欢睡懒觉的人，只是为了避开姑父——在他面前我就像做错事的小孩子，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而没话找话说又太生硬，把氛围凸显的更加尴尬。

    所幸的是，不管我起多早，都能吃到早饭，大街路边的早点，好像一天都不收摊似的。

    我的自行车在城西菜市场门前吊链，下来找树枝撅着屁股修理，把链子挑上去。

    一个mama带孩子路过，指着菜市场已经开始热火朝天摆摊挂rou的人说：“看到没有，你以后不好好学习就得像他们一样起早贪黑地干活。”

    我和那位小朋友都朝菜市场里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表——五点四十多分——丁琪，今天真的是起太早了喂！

    这位mama的话也让我不舒服，可是无从反驳，憋的慌，只得暗搓搓地在心里说，劳动最光荣。

    三年后，我上了大学，或者说，大学上了我。大学图书馆旁边是个舞池，小型趴和聚会都在那里举办，很闹腾，但图书馆隔音好听不到声响。一个不是节日的日子，舞池聚集了一些同学，周围挂着彩灯，音响放着躁动的音乐。

    我因为准备考研拐向图书馆的方向，对，是走上了和jiejie一样的考研之路。旁边一个领着孩子的中年女人，音响声太大所以她弯着腰大声对孩子说：“以后，我说以后啊，那边的人毕业就去工作了，几千块钱一个月。”她大手往舞池那边一挥，好像真的可以决定那些人的命运。

    “这边的人就去读研读博，找几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她又胳膊一甩囊括了包括我在内的自习的同学。

    小孩子走路踉踉跄跄的很可爱，到我腰那么高，分不清男女，似懂非懂地看着她。

    我没有因为被概括为将会“更好”的人而欣慰，只是想起多年前，城西菜市场，一个mama也是这样对着孩子说，好好学习，挣更多更多的钱，以后不累。

    还有同样的如鲠在喉的我。

    早饭我只在一家吃，那儿的杂粮豆浆最良心，和我妈在家打的一样浓。

    后来时间久了，我会和大伯老板聊几句，一个星期就互相把底细都摸清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大伯，退休后为了给嫁到上海的女儿多攒点钱，早晨摆摊卖早点，下午去机关大院打扫卫生。

    “女儿一个人在那儿，没钱可能会受婆家的气。”

    所以以后我再去吃饭，要吃平时的两倍。

    再后来客套话说完没得聊了，每天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今天是第几个呀。

    “你今天第三，很早啦。”

    “嘿嘿，我洗漱的时候磨蹭了一会，要不就是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