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14/26页)

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虽无部伍行列，但惯于在伏莽之中，从暗击明。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时训练士卒，极其严格：像传说中腿部缚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确有其事；同时要练藤牌，翻扑跌滚，始终有一面藤牌护身，苗人擅长的飞矢，竟无所用其技。当然，最要紧的一着是，狭路相逢，短兵相击，能致敌死命，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出神入化。

    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不合格的断然淘汰，如是数年，始得精兵千人，号称“飞队”，只要“飞队”一出动，“风雨不乱有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所用的乡团，总数亦不过数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傅鼐以数千人了之，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魏默深又说，“就论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强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高杞，议兴屯田的一封信：“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

    龚定庵仅读到这里，忍不住掩纸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战法，在乾隆初年，张广泗进兵大金川时，便已用过，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这个疑问，魏默深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坚守，以致官军无功，此正是‘制胜无如碉堡’的明证。后来讷亲奉旨督师，一战而败，为之气夺，因而亦议筑碉，谓之‘与敌共险’，其为荒谬，不言可知。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然则即令‘与敌共险’，依然落了下风。”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仁宗因而命勒保据实奏保，逐渐升至四川臬司。嘉庆十年入觐，赐御制诗：“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可惜，如此循吏，只为不耐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又困于簿书钱谷，因而告病退休。仁宗知道他的隐衷，由文改武，以云南藩司，改授山东曹州镇总兵。这便是仁宗不及高宗之处：如果是高宗，必有不使刘清困扰而能尽其长才的处置，不至于出以由文改武的下策。

    至于道光改元，庸暗不明，连“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都谈不上，因为根本不明善恶。而且性情跟明思宗很相像，喜用严刑峻法，但以善恶不明之故，每每摧折好人，除寒透了心的英和以外，督抚中有才干、有治绩的，常在最后遭受挫折。如精敏强识的蒋攸铦，受曹振镛排挤出任两江总督后，嘉庆十年，以处置盐枭黄玉林案，在因病乞假，内召回京途中，突蒙严谴，降为兵部侍郎，以至病殁于旅途之中。

    又如那彦成，道光七年办理回疆善后，尽去积弊，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刊功臣之末。后来回疆复生叛乱，论者借词攻击那彦成，竟诏斥那彦成误国革职，但十三年病殁于家后，复又追念平教匪功，依尚书例赐恤，并谥文毅。然则始终肯定了他的毅力，而竟在垂暮之年，予以严谴，岂非欲速其死。

    魏默深这些略近愤激的议论，使得原已深为感慨的龚定庵得了一个结论：“高宗善恶并用，cao纵由心；仁宗善善必用，微惜恶恶不去；今上则恶者常得出头，善者每遭挫折。由此可以看世运了。”

    有好一阵，龚定庵跟魏默深在一起盘桓，常常是两个人对据一张方桌，一大壶酒，一个“盒子菜”，以箸代筹，指画山川险要，就清军入关以来的大战役，各抒所见，评论得失，往往谈到深宵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