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第1/2页)

    北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已经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一般地主豪绅通过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豪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甚至上万亩。四川一个普通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安徽地区“绝无一亩者居十之七八”.在北方，如河南地区“田之多者千佘顷，少者不下五、七百顷。”就是在边陲云南也是“膏腴半属巨室”。最突出的是王公勋戚的庄田继续扩大.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庄田二万顷，河南土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少者百万亩，多者四百万亩。

    明帝下令赐桂、惠二王田时，各州县已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作“无地之租”。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明末藩王勋戚的庄田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密布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诸省，这些庄田都是非法掠夺的农民的土地，连官修的《明史》也说:明“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使广大农民倾家荡产，被迫沦为佃户、长工，甚至成为世代不能脱籍的“世仆’、“伴当”、“奴婢”.很多大地主除把土地租给农民外，还往往购买仆、隶、奴、僮来从事耕作。如麻城豪绅梅、刘、田、李四家就拥有世仆三四千人.其他如广东，“世家大族，奴仆人多”，在三吴地区.也有不少“男子入富家为奴.”江南等地的奴仆一经与主人立契，“子孙累世，不得脱籍”故叫做“世仆”或“伴当”.奴婢的身份更加低贱。长工的身份虽稍高于奴婢，但平时要受主人的约束，当时的法令规定，地主打死长工不抵命。这些情况，促进了明末农民、奴仆等反地主阶级斗争的高涨.

    土地空前集中，封建剥削也愈益苛重.明末，以江南地区为例，农民一亩之收，多者不过三石，少者一石，而地主收租一般都在一石二三斗，松江多至一石六斗，苏州多至一石八斗，个别重达两石。福建地区，“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这仅仅是正额田租，此外还有“脚米”、“斛面”，以至还有鸡、牛、酒、rou等附加的租额和大斗大秤的暗中剥削，另外还有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货的盘剥.广大农民在这样有形无形的剥削下，虽辛勤劳动，亦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在诸王、乡官、豪绅横行的地区，更有“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等事，穷凶极恶，无所不为，农民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

    明末，赋役不均的情况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就开始了“鞭外有鞭，条外有条”，旧法新规，花样百出.劳动农民“步步困于输挽，日日苦于追呼”，而官僚缙绅却仍是“优免如常”，张居正的清丈土地、改革赋役成为一纸空文.如松江两傍缙绅出身的地主，无论官阶大小和田她多少，绝无差摇的负担。乙榜者，则视其官阶大小为差，多的可免二、三千亩的摇役，少的也可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