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道路选 (第1/3页)

    三、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道路”选择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一条道路”显然有其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为基本社会历史背景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不等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条道路”似乎更适合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

    “第一条道路”揭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及研究方法的三个环节。马克思建立《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时候，最初就是从问题出发，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的研究出发的，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要走的是“第一条道路”，用的是研究方法，走的是研究过程。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条道路”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就是刚才讲的17世纪中叶以来的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为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提。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学道路开始。1920年，布哈林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他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被物与物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中经济关系不再被物与物的假象蒙蔽，直接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多余的了。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1929年，斯大林为了破除对布哈林理论的盲从，公布了列宁读布哈林的书所做的批示，列宁对布哈林否定社会主义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多有质疑，列宁实际上已经承认社会主义也有政治经济学。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1929年之后才有了“合法”地位。当时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承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家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继续推进，就是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就是20世纪以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出发的研究；另外一种观点以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研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过渡意义上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这两种观点中，前一种观点似乎看重于“第一条道路”，第二种观点似乎看重于“第二条道路”。

    我们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要思考的是，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有它的独特国情内涵。同时，从斯大林去世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并存，这种并存是以矛盾、冲突和交流、合作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特征的。尽管人类社会最终的历史趋势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在现实中还是两种经济关系的并存。这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命运共同体”问题。以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使得“第一条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显现。

    我牵头做的中宣部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做了多方面的探索。现在形成了三个方案，或者说对三种理论体系方案进行了比较性的探索。我把这三个方案罗列如下，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个方案是在《读懂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的。这个方案，相当于我前面讲的独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探索。这里讲的“发展”，是指理论的成长和演进，也是指相对于中国道路而言的以发展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方案结构如下：

    1.中国特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3.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4.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5.加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6.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7.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8.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

    10.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1.主动适应、引领、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1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13.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三农”发展

    14.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15.“一带一路”建设

    16.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这一结构体系分作几个板块，其中第一大块是绪论性的，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第三，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