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 (第2/4页)

的商品经济。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大事件，这预示着我国经济体制将面临重大变革，我们将废除过去几十年所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成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在这个新体制下，经济的运行机制将是“计划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在这个阶段，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第一个阶段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阶段学界的代表性观点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庸俗性和有用性。这和第一个阶段所说的个别概念和个别方法是有用的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国学术界开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西方经济学了。陈岱孙先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末叶，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摒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某些合理成分。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对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做法。近年来，我国广泛地开展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在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某些有用的成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经过1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

    陈岱孙先生在1987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进一步把西方经济学的两重性解释为“庸俗性和科学性”。这篇文章写道：“当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正统派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庸俗的，我们应当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又包含着或多或少的科学成分，对于这些，我们应当加以采择和借鉴。”并且该文进一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一贯的立场和观点，也是我们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3.第三个阶段，以应用为主的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个阶段的背景主要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发表和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将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建立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体系。这种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激发了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研究、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经验总结的产物。中国既缺少市场经济实践，也缺少市场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正好可以供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使得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很多，但是从基本理论上来看主要关注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二是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三是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如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于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界更多地介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以及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正面论述较多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主义。其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是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无论是搞西方经济学的还是搞政治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如何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说，西方经济学论著中也没有，理论上都是空白。中国的伟大实践又一次走到了理论的前头，突破了理论的框框。我们要建立的正是现有的理论中所没有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怎么认识、怎么解释这种创新的经济体制？所以这个问题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性质、优缺点和运行机制？它和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这也是当时大家所讨论的。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比如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研究、思考这些问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