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研究 (第1/2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研究要把握好四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一条主线。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各级政府推动的，这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关系在经济发展实践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运用。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也都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一些了，比如逄锦聚等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济学创新》、孙居涛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基本问题》，等等。

    第二条线索，理论界、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事实的关注，经济发展的实践又需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以种种形式在互动中相互促进，尽管学术研究成果不可能直接地对经济实践发挥作用，但是通过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在间接地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条线索。比如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传到中国后引发的对过渡时期中国基本经济规律的大讨论；1956年开始掀起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商品、价值问题的探索和讨论，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的讨论；1979年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大讨论；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问题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讨论；1985年“巴山轮”会议关于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讨论；等等。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研究成果，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先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值得关注这个问题的同志阅读。

    第三条线索，国外经济学说的引进和它们发挥作用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学者引进国外的一些经济学说。但是改革开放前引进的国外经济学说都是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来使用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尤其是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知识的供给，有些学说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并逐渐影响到决策。比如上面说的1985年“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把西方经济学说中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引入了中国，宏观经济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中国流传的，既进入了决策层，也成为高校的重要课程。一些经济学论坛开始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和语境下展开。可以说，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问题过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展开的，从此以后就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框架。不仅宏观经济学进来了，微观经济学也随之引进来了。于是所有制的讨论就演变成了产权问题的讨论，工厂问题的讨论就变成了公司问题的讨论。这条线索也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必须关注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国外经济学说的引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看成果不是很多，深度挖掘更是不够。《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年第1期发表的由谢富胜教授等翻译的一篇文章值得大家阅读，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史蒂夫·科恩，文章题目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

    第四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