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品格：实 (第3/3页)

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创新。20世纪70年代初期，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重大理论观点，并且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即与日本、欧洲和美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主要矛盾。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活动更加积极主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也有了恢复和发展，1975年在邓小平实行整顿工作的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7.5亿美元，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1970年以来的5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3％。特别是，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日、中美建交，有效缓解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捍卫了中国领海、领土安全，并为1979年我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及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的新突破都奠定了有力基础。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堪称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作，尤其是在政治战略上划清了敌、我、友的界限，具有极强的动员力量和巨大杀伤力。进入新的时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如何在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回答“谁是我们、谁是合作伙伴、谁是敌人”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摆在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面前。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是向西方发达国家、苏联东欧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开放的主张；同时又一再重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及自力更生的立场不变、坚持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不变、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立场不变、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不变。 邓小平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战略思维，为新形势下我们反对什么找到了战略方向。1992年江泽民分析了世界多极化趋势：“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这个分析指明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历史方位，以及中国与新兴力量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必须建立和谐世界，致力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 “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这个声明反映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和目标追求。习近平根据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开放型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理念，这既是我国扩大开放的行动纲领，又是扩大开放的理论指引，成为我党继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脉络的又一个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继承了邓小平在对外开放形势下的战略新思维，从江泽民、胡锦涛的分析和声明中获取了更高层面的理性认识来源；既具有想象和憧憬，又具有行动感；既具备地缘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又具备具体的战略思维逻辑，回答了“谁是我们”（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谁是伙伴”（不限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经济体）、“谁是敌人”（霸权主义、发展不平衡、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一切威胁人类安全与和平发展的行为）；同时具有更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个理论观点的创新，使开放型经济理论更加丰满。

    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参与和宣传。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投入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难以计数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如果以研究方向加以归类，这些研究成果有的是追踪国家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体制、政策与发展问题，如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研究、特区经济研究、加工贸易研究、利用外资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研究、中国“复关”与“入世”研究、人民币汇率研究等；有的是追踪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如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建立和发展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有的是追踪中国内地（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有的追踪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问题的研究，如对多边贸易体制问题的研究，对知识产权、贸易救济、纠纷仲裁等问题的研究，包括对贸易新规则对我国影响的研究等；不少研究也致力于介绍和解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国际经贸方面的理论；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不少研究继续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新的解释。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添砖加瓦和添枝加叶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党创立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之树遗传了马克思主义优化培育的基因，深深扎根于我国亿万人民的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浇灌，日益枝繁叶茂，如今它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