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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的猜忌、防范心理有关。这方面直接的事例虽不曾见到，但并不妨碍李曜这种搞供销出身，最长与人际关系梳理的人作一些合理假设。

    李克用进占河东后，原河东牙将除贺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余都销声匿迹。以上述河东人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镕、梁汉顒、相里金、郑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见史传；侯益，祖父以农为业；白文珂，父君成，为辽州刺史；张虔钊，父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所谓“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或为赠官。可见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出身于太原牙将世家，而且先世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

    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东牙将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为本府牙将”；张宪，晋阳人，“世以军功为牙校”；李怀忠，太原人，“父海，本府军校”；常思，太原人，“父仁岳，河东牙将”；等等。但是，这些“本府牙将”、“河东牙将”，都是靠他们的子孙而在史上留名，他们本人为官则不显，而且有些牙将大概也是在李克用进驻河东以后才从军任职的，而他们的后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后才逐渐显达的，所以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李克用重用河东人的问题。

    要知道，唐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渐渐都“皆成父子之兵，不习农桑之业”。河东当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东之前，河东肯定也形成一个以牙兵为首的军人集团。如就在乾符年间，河东牙兵集团就制造了一系列杀逐主帅或内部互相残杀的事件。

    李克用的前任郑从谠在离开河东时，以监军使周从寓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从鲁知观察留后事，告戒他们“俟面李公，按籍而还”，所谓“按籍而还”，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户籍等事项。

    然而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却看不见原河东牙兵牙将活动的事迹，这说明李克用对他们采取了防范甚至压制的政策。不过，这种状况到李存勖以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代北人在河东居住的长期化，通过与河东人的通婚以及占籍河东等等，使双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范的心理大大减轻。而河东人在军事、政治斗争中也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资历也逐渐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许多元老相继去世，以及李存勖本来就极少民族偏见，于是河东人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

    再以上述统计的人数为例，到李存勖即帝位时，代北人中的四十人仅剩下十四人，而河东人尚有八人。之后，如前面提到的朱弘昭、张宪、李怀忠、常思以及索自通、药纵之、李彦韬、王建立、薛融、周环、李彦从、郭瑾、阎晋卿、聂文进、郭允明等河东人都成为后唐庄宗、明宗，后晋高祖，后汉高祖所倚重的人物，河东人在统治集团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至于代北、河东之外的所谓其他外来人员，从上述统计的情况看，他们有十一人，约占总人数的18.3%。

    外来人员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入李克用养子之列的李存贤、李存审和李建及三人。李存贤，许州人，本名王贤，参加黄巢起义军，“武皇破陈、许，存贤来归。景福中，典义儿军，为副兵马使，因赐姓名”；李建及，许州人，本名王质，“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李存审(注：是存审，不是元审)，陈州宛丘人，初名存，“事李罕之，从罕之归晋，晋王以为义儿军使，赐姓李氏，名存审”。史称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可见，李存贤等三人已经成为代北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事实上，在李克用父子的霸业中，此三人特别是李存审，为李氏父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外来人员中，除李罕之集中献上的“百人”以及李克用末年卢龙将李承约、王思同一起率众归附外，其余都是单个进入河东的。由于他们是外地人，与河东人本来就不存在亲党胶固的关系，而他们之间也很难形成一个集团势力，因此李克用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比河东人更大一些，李存审等三名义儿自不待言，如袁建丰、刘训等，也都颇得李克用的信任与重用。

    在外来人员中，除那些行伍出身的武人外，还有一些以文墨见用的文职人员。如自称李林甫之后的洛阳人李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李克用许多重要的文书奏章多出自他的手下。天复二年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击于晋阳城下之后，向幕府咨询“聚众”、“克敌”、“捍御”之策，李袭吉即献上了“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的四点主张，并且提出“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的忠告。因此，这一类人也应该是李克用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