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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至天裕元年(公元904年)朱温表请唐昭宗迁都洛阳(欲取唐而代之)，这段时间里朱温在表面上是忠顺于唐廷的。而“忠顺”于唐廷则使朱温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声望。在平定黄巢、秦宗权势力的过程中，朱温率领的宣武军始终与唐廷各路兵马合作讨敌，并且表现出色，不断得到唐廷的嘉奖。从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九月起，朱温先后被封为沛郡侯、沛郡王、吴兴郡王、兼领淮南节度使及东南面招讨使、任蔡州四面行营都统、检校侍中赠食邑三千户、至龙纪元年(公元899年)平定秦宗权，被封为东平郡王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为其势力的发展、壮大积攒了政治声望，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开始参与唐廷内部权力斗争，支持宰相崔胤，诛杀刘季述，第一次解救昭宗复辟，被封为东平王，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温率军围凤翔，解救昭宗，护驾返回长安，被任命为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至此朱温的政治声望己达到顶点。政治声望的不断提升，保障了朱温的顺利发展。朱温率领宣武军在协助唐廷讨伐叛逆的过程中屡获嘉奖，以功臣、良将的面目示人，即可借此声望使其势力不断扩张，避免了唐廷一纸诏令被诸藩围剿的情况。

    此外，这种政治声望方面的优势，便于朱温吸纳人才。如刘康乂本以农桑为业，郭言少以力稿养亲，二人皆被黄巢军所执后又追随朱温。这两人均是普通本分的农民，因被黄巢军虏获被动加入“起义”的队伍。此后二人入宣武反映了其对朱温尊奉唐廷这一政治态度的认可。因在乱世中被反唐廷的起义军裹挟为“盗”的农民，转而投奔“忠顺”唐廷的朱温，即可获得名正言顺的肯定，而不被称为“贼”、“匪”。此外，一些投奔朱温的士人，对于参加农民起义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朱温则心向往之。

    譬如正在与自己斗智的这位敬翔敬尚书，《旧五代史》记：“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乾符中，举进士不第。及黄巢陷长安，乃东出关。时太祖初镇大梁，有观察支使王发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发以故人遇之，然无由荐达。翔久之计窘，乃与人为笺刺，往往有警句，传于军中。太祖比不知书，章檄喜浅近语，闻翔所作，爱之，谓发曰：‘知公乡人有才，可与俱来。’及见，应对称旨，即补右职，每令从军。”当时黄巢军攻陷长安，正是威望最盛之时，然而敬翔却并未投奔黄巢军，而是凭借王发的举荐成为朱温靡下的幕僚。这种选择反映了敬翔更愿意投奔尊奉唐廷的地方势力，而不愿在与唐廷为敌的乱军中任职。

    总之，朱温“忠顺”于唐廷积累了政治声望，保障了他的顺利发展，避免了在唐廷诏令下被诸藩围剿的情况。而这种政治声望的积累也便于朱温吸纳人才，一些不愿被斥为叛逆者的有才之士愿意加入朱温，即是朱温“忠顺”于唐廷所获得的政治优势所在。

    而从朱温对藩镇的策略来看，朱温善于处理与周边藩镇之间的关系，朱温麾下的黄巢旧部张归弁、郭言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表现出色，即表明朱温的某些将领在处理与藩镇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而朱温对周边藩镇的策略即为：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联合、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削弱对手实力，增强自身实力。这不是李曜空口说白话，是有几个典型事例的。

    所以说朱温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与黄巢、秦宗权势力不同。黄、秦与唐廷、藩镇为敌，使自身陷入不利局面。朱温一方面“忠顺”于唐廷，避免了在唐廷诏令下被诸藩围剿的局面，又便于吸纳人才。另一方面朱温善于处理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的策略战胜对手，使自身实力渐趋强大。李曜忽然想到，这种潜龙在渊时的忍耐手段，正是和之前贯休老和尚跟自己所说那番话一个意思，朱温有这等手段，也是黄巢、秦宗权两大势力所不及之处。莫非先前贯休和尚说这番话之时，也包含了什么别的意思？

    李曜摇摇头，他不愿意太过神神道道，没准人家只是讲经说法之时，一时谈得兴起，并无他意呢？

    看着汴河两岸的繁荣，李曜不得不承认朱温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也远胜黄巢、秦宗权。甚至完全可以从对根据地建设的重视程度来说明这三支军事集团之间的成败是有其必然性的。

    黄巢、秦宗权这两支军事集团皆不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人员安抚。所到之处多劫掠、屠戮百姓。如《新唐书·黄巢传》记黄巢入京师后劫掠、屠戮事：“巢乘黄金舆，卫者皆绣袍、华愤，其党乘铜舆以从，骑士凡数十万先后之。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耶!’巢舍田令孜第。贼见穷民，抵金帛与之。尚让即妄晓人曰：‘黄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辈，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