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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窦璟镇之，次年九月，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与此同时，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说：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

    李袭吉当年就曾被擢为盐铁判官，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唐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但既以地方掌盐利，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

    其实很简单：由宦官任副使。比如宦官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催勘”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吴承泌的任使，也许是宦官直接cao纵掌管盐利之始。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之前。甚至在“关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后，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本钱和号召，并被用于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由此可见，在黄巢乱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广明元年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于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郑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往后读者诸君尽知：李克用于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于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真要说起来，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对此写过：“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于原燎，竭日费于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其对王重荣兴复唐室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必不是事实。所以说，河中两池盐利在其中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唐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最开始或出于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于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

    那时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当时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于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于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