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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台相助，大行台总揽河东四面诸镇后勤，各军械监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说来，河中建城，河东出资，何异之有？”

    其实李曜这个说法，要是放在后世，就多少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了。比如河东、河中两个军械监，按照李曜的这个思路，就有些国家垄断企业的意味，不过他是国企出身的人，甚至国企的弊病，因此此时将这些大世家拉拢入局，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到工商业的甜头，日后就可以慢慢引导，使得他们慢慢转化到自己出资单干，这也就是后世资本家的雏形。

    虽然说，因为没有科技革命出现，所以生产力的差距使得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李曜本身也没有搞这种大跃进的意思，他只是将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进行一些有益的引导，如果——只是如果——将来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出现，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那么封建式的僵化，也许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谁知道呢？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中国古代习惯性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试探看似激进，实则谨慎。

    前世的李曜作为一个国企中高层干部，听过的经济讲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几节课他听得颇有意思，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那位教授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这位教授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一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如那位教授所说的，“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脑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