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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了二人一眼，道：“自从平定蜀地以来，一定有不少人巴巴地在你们面前献殷勤，为的就是想知道，凤翔、兴元乃至两川等地，空了这许多节帅的位置，孤王究竟打算如何安排……”

    王抟笑道：“大王真是法眼如炬，情形正是如此，某都有些不胜其烦了。”

    李巨川则叹道：“文官都去了王相公那儿，到我这儿来的，可是颇有些武将啊……大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难怪这些将军们着急，一下子空了好几个节镇出来，估摸着跟大王日久的，估摸着自己劳苦功高的……什么人都有。”

    李曜淡淡地道：“你们也不必告诉孤王，去找你们的都有哪些人，因为……”他目中透出一股坚决：“孤王不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置节帅了。”

    李巨川微微错愕，王抟却是立刻反应过来，眼前一亮，问道：“大王欲收权中枢？”

    “有何不可吗？”李曜扬眉反问。

    王抟沉吟道：“某不忧其他，唯恐军心不稳。”

    他这一说，让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兵权的事来了。

    后世有史学家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李曜认为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