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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于银宝满头雾水，不知他在嘀咕什么。

    沈恕忽然问于银宝：“去现场前，我让你找一找陶英遇害前观看的那场话剧的详细资料，现在找到了没有？”

    于银宝一拍脑门，答道：“你要不提这茬我差点给忘了，那会事情多，我又分不出身来，让两名协警帮我跑一趟，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于银宝拿起电话问了几句，说：“他俩马上就把剧本送过来。”

    话剧名是《伤痕》。

    我说：“这名字很耳熟，以前在哪里听过。”

    于银宝附和说：“对，好像挺有名的。”

    沈恕说：“这是苏南编剧兼导演的话剧，现在人不在了，戏还在演。我们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听人简单介绍过这幕戏，好像是‘文革’题材。”他一边说，一边翻阅剧本，很快就入了神。

    这幕话剧《伤痕》，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背叛、出卖、凌辱、残杀的真相。“文革”末期，四名来自市内四所高校的红卫兵，分别代表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上甘岭战斗队和井冈山战斗队，闯进某高校余姓教授的家中。四名红卫兵三男一女，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余教授家祖传的一幅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这幅书法作品如此珍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仅是余家的藏物，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对于这四名红卫兵来说，它却是“四旧”，是封建残余，必须要毁掉它，以免它继续毒害后人。

    余教授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幅墨宝，怎肯让红卫兵们毁去。任四名红卫兵怎样抄家、打砸、呵斥、殴打，余教授夫妇满面鲜血，衣服被扯得破烂不堪，仍绝不吐露书法作品藏在什么地方。余教授的年方十岁的独生子也被打倒在地，鼻血不停地流。杀红了眼的红卫兵把余教授夫妇的藏书、书稿、书画作品全都翻出来，堆在一起，点一根火柴扔上去，眨眼间就燃起熊熊大火，两名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的多年心血，片刻间付之一炬。余教授夫妇心如刀绞，與奈何这时两人的双腿都已经被踩断，自救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反抗。

    红卫兵们终于找出了王羲之的真迹，四人把它摊开在余教授夫妇眼前，得意地哈哈大笑，争先恐后地向上面吐口水。余教授夫妇撕心裂肺地呼叫，但此时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们如此孤单无助。红卫兵们欣赏着两名知识分子的伤心和绝望，灵魂深处的兽性得到极大满足。然后，他们用极度夸张的动作把这幅传世千年仍保存如初的孤本珍品扔进烈火中。

    余教授的独子尖声嘶叫，扑上去对一名红卫兵拳打足踢。那名红卫兵十分恼火，倒提起男孩瘦弱的身体，用力抡圆了向外甩出去，男孩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一张檀木八仙桌的桌角上，当即额头上汩汩地流出鲜血，伏在地上抽搐两下，再也不动了。

    余教授夫妇爱子心切，睚眦欲裂，虽身受重伤，仍强行用双手撑着爬行，各自抱住一个红卫兵的小腿，拼命地咬下去。红卫兵见状，一拥而上，两个对付一个，拳打脚踢，足足施虐了近半个小时，余教授夫妇都双眼翻白，口吐殷红色的血沫子，眼见已经死透了。

    四名红卫兵见一家三口都死在他们手上，才感到有些害怕，不过此行目的已经达到，余教授一家都是“牛鬼蛇神”，死了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而且那年月红卫兵的数量众多，有谁知道是他们干的。四名红卫兵各自发了毒誓，绝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出门后一哄而散，此后四个人再没有联系过。

    他们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各有一番作为。其中三人对这件亲手制造的灭门惨案完全不在意，随着时代流转和生活变迁，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几乎已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而另外一个人却受到良心谴责，日夜在无尽的煎熬中度过，余家三人的惨状时常浮现到脑海中来，令他茶饭不宁，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孽债，是以这幕话剧取名为《伤痕》。

    我和沈恕、于银宝都未经历过“文革”，对那段岁月的一知半解都从长者的私下谈论中得来，而他们说起那段往事时的谨慎目光和讳莫如深的言辞也给“文革”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这时读到这幕话剧，其中反映的冷漠人性、血腥屠戮，令三人都有惊诧和震撼的感觉。

    于银宝感慨说：“苏南是经历过‘文革’的，他导演这个话剧，也算是再现历史了。”

    沈恕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他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他为此背负了一生的悔恨和内疚，才用话剧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