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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1/2页)
两个民族的竞争,不单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前代的竞争,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中,适宜于竞争与否,就要看这一个民族,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 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四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六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四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十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六百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其事起于十世纪初契丹的盛强,终于1911年中国的革命。 将来的史家,亦许要把它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然为期亦必不远了。这一期总算起来,为时亦历千余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唯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但是以中国之大,安能就把这个看作很大的问题?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北族的侵入,还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冲突,虽不能说没有感觉,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 虽然如此,在唐、宋之间,中国的文化,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呢? 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 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 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社会而向个人方面求解决。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作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 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他们既把社会看作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源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认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虽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 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它的致命伤。 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业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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