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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rou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的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的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嘉庆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教徒。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