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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军区的侦察大队，已经集结到了战区，其中就有你们的老娘家。他们上战场前线的任务呢，有四个，搞侦察，抓俘虏，斗特工，搞破坏。我晓得，把你几个从编制里抓出来，肚子里肯定都是问号，想知道个为什么。

    “但是见面的第一天我就讲过嘛，你几个是选拔出来的，是尖子，是特殊中的特殊，比起侦察大队，你们的任务更为重要，同时也更危险，搞训练的这些日子，我看到了你们的能力，也对你们的能力有信心——”说到这里，点头不停的李科长，突然停顿了一下。

    他整了整衣领，好像想到了什么，隔几秒又接着说：“该讲的也差不多了，既然都说到了这里，那我们就当开一个简单的誓师大会吧。我问你们，有没有不怕牺牲，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信念，去完成这次任务？”

    “有！”六人坐直身子，齐声答道。

    李科长满意点头，他看着手表，说：“好，四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点出发。到时候，战区有炮击任务，炮一响，任务，就开始。”

    四个小时后，太阳极不情愿的落下了山。星空满夜，鸟儿飞回了家，虫鸣响彻在山谷间。

    不会有人知道，漆黑的边境山林中，正蹲伏着六名侦察兵。哦，这里算是笔误，因为邓鸿超不算。全副武装的我们，早已在这山坳处的预备地点，蹲伏了一个小时。再往着前面走上几米，就是和我们处于战争状态的邻国——越南。

    一身的装备很多，比平时多了不少的量。尤其是每人多还绑了一个防毒面具，我真不知道这玩意儿带来做个啥。也许是上级有其他顾虑吧。

    太阳落山后的西南山林，热气降下不少，但依旧让我憋了一身的汗。可能是装备给压出的汗，也可能是紧张带来的汗。

    邓鸿超就伏在我身边，他那双摘下眼镜儿的近视眼，正警觉的注意着黑漆漆的林间山地。五个兵手中都是握着崭新的冲锋枪，只有他，抱着那坨黑色的相机，一刻也不肯分开。相机是任务需要，据说是下到洞底之后需要带回相片资料。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相机虽然是公家的，但是是进口货，放包里担心会给压坏，只有拿在手里才放心。

    那坨黑相机确实是进口货，今天下午邓鸿超给我们拍完合影后，我还专门拿来瞧了瞧。机器上都是洋文，一个汉字都没有，比李科长发的那地图“洋化”得还要严重。但我一个兵，哪里会摆弄这玩意儿，就觉得挺厚实，挺洋气。

    以前下乡做知青时，跟记者站的“老三届”很熟，经常就偷懒和他们一起瞎搅。印象里，记者站有一台“海鸥”牌相机，他们就爱把那玩意儿挂在胸前显摆，从来不给我玩。现在一回想，当年那些老三届当个宝的玩意儿，赶邓鸿超胸前这进口货肯定也差远了。

    我估摸着，等明年复员了，有钱了，也去学照相，也去买一坨这黑行头挂着，那多洋气！

    “嘿，黄班长，这炮要是不响，咱还走吗？”思绪间，我听到旗娃压低声音问了一句。

    伏在最前边的黄班长一惊，连忙转过头，皱眉做了个嘘声的手势。王军英顺手又往旗娃的后脑勺丢了一个巴掌，示意他不要乱说话。吃了哑巴亏的旗娃，只好缩起头，不再言语。我暗暗一笑，心想这没有走过任务的兵蛋，最缺的还是耐心啊。

    借着月光，抬手看表，表针已经指向了八点四十二分。以过往的经验来看，炮兵大哥都挺守时的，估计再过不了一阵，炮就该响了。

    手腕上这块上海牌，还是几年前到越南时，私藏的战利品。当然也不能叫私藏，那是在一个越南的村子里，我们班路过时，发现了一家商店。商店里尽是中国援助的收音机、自行车、手表这些精贵行头。连长过来一看，脸都气绿了。

    当年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捐助的物资，全他妈喂白眼狼了！于是连长当即就下令让我们全部砸掉。

    结果班长就分来一盒手表让我砸，我看着那银晃晃的表带，肯定心疼啊，舍不得啊！那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要凭票的，这上海牌手表，城市户口也不见得多少人有。要我砸，肯定是舍不得的。

    但连长有令，这些东西虽然都是越南人的“财产”，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偷不能抢，但也绝对不能留给这些白眼狼，所以非砸不可。

    于是呢，我想砸了也是砸了，就悄悄留了一块，揣进兜里。

    盯着月夜下不太明晰的表盘，我感叹呐，当年那个在越南私藏战利品的新兵蛋，回军营里绕了五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