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出书版)_第7节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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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节 (第4/5页)

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里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和各类专科学校,建有藏书丰富的国家图书馆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文人秀士荟萃,各类艺术家和科学家也多汇集这里,文学艺术繁荣,文化生活比其他城市丰富,古代重要的科技成果不少产生于此。

    古代的教育事业分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办的私学两种。官府设学,在秦以前已有,不过当时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人数也比较少。西汉武帝时,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开始完善,在首都设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唐代除设太学外,还在首都设国子学、广文馆、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各类专科学校,通常有学生二三千人,上设国子监进行管辖。此后,历代在首都皆设国子监和各类专门学校。

    此外,都城还有地方办的州县学,以及民间设立的,称作家塾、会馆、书会等教育平民子弟的私立学校。南宋的临安甚至每一里巷就有一二所私学,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

    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历代政治的重要内容。战国时代各国选用官吏,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条是“军功”,即提拔作战勇敢的人;另一条则是“养士”,即把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的身边。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士。齐国在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招集天下贤士百千人,给以优厚的待遇。除了国王,一些国家的大贵族,例如齐国孟尝君和楚国春申君,也都养了一大批士,这些贵族有的住在都城,也有的不住在都城,但都城无疑是士最集中的地方。

    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了当官的主要途径,吸引了无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一般分几级进行,最后考试都在首都举行。唐代武则天曾经亲自在洛阳宫殿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宋代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并规定每三年开科一次,每次录取进士二三百人左右。自唐宋开始,赴京赶考,金榜题名,成为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唐代每年入京赶考者至少有万余人。当时诸科取士名额较少,每年只有几十人至一二百人。到北宋时进士名额增多,有时竟高达七八百人,赴京赶考人数大大超过唐代。每逢科举之年,这些四面八方前来会考的文人学士,给都城增添了不少的文化气氛。

    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的状元照例进入翰林院,担任修撰,第二、三名的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他一些中举者授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以后有的人也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自唐代以来,翰林学士便是皇帝的近侍,作文学侍从之臣,并参与修国史、实录和起居注,十分荣耀。由于这一措施,科举考试的尖子差不多都要先在都城生活若干年。

    拥有全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都城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史官,既记载国家所发生的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的图书和文献档案。西汉定都长安不久,即在未央宫建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三座藏书楼,此后又建立新的藏书楼,并派人到全国各地访求图书,充实国家图书馆,此外又派学识渊博的学者刘向、刘歆进行校勘整理。虽然汉代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仍收集到很多图书,到西汉末年藏书达到三万多卷。

    此后,历代都继承了西汉的做法,以国家力量在全国访求图书,建立国家图书馆,并派学者进行较勘整理。特别是在西汉、东汉等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国家图书馆对促进学术起了显著的作用。那时,私人藏书很少,只有宫廷集中了大量的图书,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除了供皇帝和近臣阅览,也为部分士大夫使用提供方便。成书于汉代的两部史学名著,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人在写作时都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唐朝依赖丰富的藏书,设置史馆,开创了官修前代历史的先河。宋、明、清等朝都利用国家图书馆藏书,编撰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清代编成的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政府组织一大批文人,利用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编撰而成。

    纸的发明和推广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唐代以后推广使用的雕版印刷术则大大便于书籍的印刷出版。五代后唐在国子监开雕号称“九经”的儒家经典,开创了历代以国家之力雕版印刷大部头经学和史学著作的先河。这种国家组织的雕版印刷活动大多在都城进行,此外,由于知识分子人数居各城市之首,都城的私人雕版印刷业也很兴盛,往往是全国印刷业的主要中心之一。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无论是官营印刷业,还是私营印刷业都很发达。南宋杭州官营印刷业有为朝廷主持的,也有临安府主持的,除了刊印书籍,还印刷纸币——交子。私人刻书更为发达,杭城内外有名可考的刻书铺就近20家。当时杭州的公私刻书,不但以数量多著称,而且以质量优胜居全国第一。雕版字体工整,刀法圆滑,纸坚色白,墨色香淡,有些宋版书籍至今还留有一股清香的墨味。明代南京为全国印书中心之一,明初编成的《元史》、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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