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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的。我最多的时候，同时交了四五个笔友，有一个就是偏远山区的，三个月才能来一封信那种，但是我们一直联系到现在。”

    苏丽情绪激动，又急又快地说，“我想要当支教老师就是受他的影响，他会交笔友，就因为当年山村小学的孩子没有多少对外沟通的渠道，去支教的老师帮他们在报纸和刊物上刊登他们的信息，给他们找笔友。我那个笔友后来考去了县里读书，现在大学都毕业了，他那一届交了笔友的孩子，基本都考出了山区……”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写信了啊。”

    黛文婷大概听懂了，在被子瑟缩了下，嘟囔着，“可是写一封信寄出去一来一回要好久哟，还要买邮票……”

    “但是我们现在有网了啊！”

    苏丽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手机。

    “我们可以让没有寄托的孩子们和愿意与他们聊天的人视频啊！我们还可以教他们怎么发邮件！”

    第50章 这头vs那头

    苏丽性子直率，做事毛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但这个性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行动力高。

    她不过是粗粗有了个想法，大晚上都不睡觉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一个“和大山里孩子面对面”的策划稿，第二天一早发到他们的小群里，请几个同伴帮着参详。

    这个活动并不复杂，就是仿照当年风靡一时的“笔友”，请人来和孩子们视频，聊一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一聊孩子的烦心事，和孩子通一通邮件。

    苏丽初步的设想，是在自己大学的校论坛上和支教群里发布这个活动，实名制征集愿意和大山孩子做朋友的校友，和孩子们进行“交友”；

    一开始肯定没条件一对一，毕竟多媒体教室里就只有一台笔记本和一部投影仪，他们可以让一个班的同学和大学学生利用视频沟通交流；

    等孩子们适应了这种“视频电话”的方式，就可以和群里的支教老师一起，让双方带着的山区学生利用视频电话“交朋友”。

    现在也不是所有山区都像红星小学这么偏僻落后，很多支教的小学、中学都已经有了计算机课，有些学校甚至做到了一人一机，完全能够支持和孩子们的交流，只要张校长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设备，这项“活动”就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而且，我们可以教高年级孩子学会怎么打字、怎么发邮件，虽然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笔记本来，可以在上课时借给他们学打字。”

    苏丽一晚没睡好，身体很疲倦，可精神依旧亢奋，“我觉得，很多孩子与其说是想爸爸mama，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寄托，认为自己被遗忘了，只要他们有了可以倾诉的地方，对父母的思念就未必会这么强烈。”

    这样的“沟通”，更多的像是一种“心理疏导”。

    红星村里曾经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兄弟姐妹三人，父母出去打工，两个弟弟meimei都交给哥哥教养，他们每天自己做饭，自己收拾，自己种地，也不会有人催促他们吃饭睡觉、功课做得怎么样，封闭的久了，连村里的人也懒得问他们，就这么被遗忘了。

    后来是张校长发现他们大半天没来上学了跑去他们家里找，才发现六年级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服毒自杀了，只是发现的及时，被催吐以后送去镇上医院救了回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村子里也不敢留这三个孩子了，打电话让孩子的父母把侥幸抢救回来的孩子带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过的如何。

    在留守儿童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苏丽的年代，孩子们还能通过笔友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在这个纸笔信件已经被淘汰的时代，如果一个偏远山区没有支教老师的到访，恐怕这些孩子们连外面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

    苏丽的策划案写的很是稚嫩，但已经具备一个方案形成的雏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几个老师和张校长凑在一起，听完了她的想法，都觉得可以实施起来看看。

    说干就干，苏丽在自己的支教群里发了经过大家修改后的策划案，杜若也在自己的学校论坛里发了这个帖子，征集愿意和孩子们进行疏导、聊天的校友。

    相比较之下，杜若读的是师范大学，她的同校学的大多是师范类专业，还有许多是儿童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的学生，既具备一定的知识，也需要和孩子们接触的经验，比苏丽那边单纯找支教老师帮忙要靠谱的多。

    征集帖一出，立刻就引起了杜若所在的大学和学生团体的关注，杜若几个老师还帮着她在学校里奔走宣传，很快就有几十个学生在团支部实名登记，和杜若、红星小学互相加上了微信，约定了可以和孩子们“聊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