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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待其长，使出家，若何？'对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举而生之，兄归，须有以处。'妾遂生男。弟遣信报崇，崇即还，揖父于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婴儿出。时当秋半，闽中家家造酒，汲水满数巨桶置廷内，以验其渗漏。崇以手接儿，径掷桶中溺杀" 。这是一个哥哥溺杀幼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福建的习俗。这种观念与北方人的"多子多福"是不同的。闽北人的独子继承习俗对当地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影响。本来，由于中国存在着遗产均分制，地主阶级巧取豪夺获取的大地产，很诀会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制。这样便形成了大土地制和小土地制的相对平衡。然而，由于崇安人节制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们的财产不易分割，于是这种平衡被打破，宋元时崇安大土地制特别发达。据《元史·邹伯颜传》：元代，崇安县的五十余户大地主尽占了全县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仅有六分之一土地。这说明崇安富人确实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婴的。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着人丁徭役和人丁税。不少地方的民众因不堪承受苛捐杂税而溺婴。南宋的郑兴裔说道："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jian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纳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 。由于福建历史上多数朝代都有重税现象，所以，负担不起税收一直是产生溺婴的重要原因。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中国历史上有句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是说女儿养多了家要穷，乃至窃赋也不愿光顾。由于闽越遗风的影响，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风，如廖刚论漳州婚丧之俗："娶妇之家，必大集里邻亲戚，多至数百人。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钱银，然后以为成礼。女之嫁也，以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必有随车钱。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讪笑，而男女皆怀不满。……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若力有不及，宁姑置而不为。故男女有过时而不得嫁娶，……访闻泉福兴化亦有此风，而此郡特甚，臣尝询之，虽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于流俗，莫能自革" 。

    人们常说"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看来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宋代福建的闽北人没有多子多福的观点。南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时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闽北禁止溺婴习俗。但这一禁止，在当时只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在南宋时期，朝廷损失了北方的大量领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够有较大增长，以便增强国力。因此，来自儒家的禁止溺婴呼声，渐成为官方的政策。首先，理学家杨时对改变溺婴习俗有重大贡献。他在朋友俞仲宽任顺昌知县时，杨时给俞仲宽写过一信，要求他在当地禁止溺婴习俗。于是，俞仲宽"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数年后，俞仲宽还乡路经顺昌，有取名为"俞"的小儿数百"迎于郊" 。朝廷将俞仲宽的方法推广于各地，鼓励老百姓多生。绍兴八年，尚书刘大中奏：

    "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jian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 。

    郑兴裔尤其强调在福建要禁止溺婴，他说：

    "臣伏闻人缘有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将入井，怵惕恻隐，出乎性，发乎情，不俟勉强，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残忍成习，至于生子恒多不举，伤天理之和，灭人伦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jian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细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字杀子而不愿输税，臣钦奉圣恩提刑福建路，二载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窃见陛下轸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臣谨次本朝律例，故杀子孙徒二年所。宜申严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晓示祸福，召人告官，审实，以犯人守财给之。客户兼责成地主除饬属禁戢。外合恭请指挥申严。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赐施行，庶生齿渐繁，户口日众，绵国祚，亿万年，无疆之福，不胜至幸" 。

    在宋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种方式尝试改变流行于山区的溺婴习俗。朱熹父亲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予来闽中，闻闽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无故杀子孙，官法甚明。"他劝导民众不可溺婴，言之谆谆，"他日有谓其子孙曰：'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乔年为朱松之字）'" 。魏掞之也采用劝说为主的方式，"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