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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派三个旅的精锐部队出去剿匪，可谓文武兼备，是名副其实的“藩镇大臣”。如此荣宠信任，张书玉感激之至，所以上任之后办事非常用心。

    他本人被称为老派大臣，这里是有缘由的，自从林风入主北京之后，推行了一系列解放工商，推经地方交流的政策，陆续取消了很多路引、路条、官照等束缚人口的政策，所以在林汉帝国的统治区域，商业活动兴盛无比，人口流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地方经济的同时，也招来了大批读书人的批判，对于林风的这种政策，中国南北士林看法不一，中原北方的老百姓在这个政策下得到了许多好处，所以北方士林大多褒多于贬，认为“圣人治世，凡民利者，我利也”，这个意识就是说，虽然有悖传统，但是圣人的思想博大精深，不是一个人两个任参悟得透彻的，但是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是老百姓得到了利益，国富民安，那就是符合儒家圣典的要求，是“得其神而不拘其形”，这种看法得到了林汉帝国官方的大力提倡，很有现实主义色彩，重在承认和实践。

    但是南方士林就对此不以为然——这也是林风心中感觉很奇怪的地方，在他的认识之中，中国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在这个时期是商业氛围最为浓厚的地方，教科书中大吹特吹，自我标榜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在这里搞的，从物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看，南方的读书人应该比北方儒生更加开放和激进才对，怎么反而更加保守呢？！这个疑问他至今还未找到答案，不过通过对舆论的关注，他还是了解了一些南方士林对他的评价。

    南方士林认为这么林汉帝国这么搞属于违反圣贤教训的行为，属于“崇末抑本”，使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和读书人“追名逐利，世风日下”，从而令原本纯朴的村夫民妇“言必较锱铢，争必为银钱，”导致“我名教数千年教化之功，一夕尽丧，痛哉痛哉”，对数千年来中国人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耕为食，织为衣的行为规范进行犯罪，令他们痛心疾首。

    这两种观点被人分出了派别，北方士林这派以顾炎武等为首，被称之为“新派”，而南方士林那一派则以昔日的“复社”老人为骨干，被称为“老派”，自从间隔纷起意见不一之后，两派儒生经常口诛笔伐，进行大规模论战，不过至今为止，倒也没有分出什么高低胜负，各有各的道理，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张书玉就是属于老派阵营，非常仇视新派思想，自以为站在传统而正义的一方，顾炎武那派忘宗背祖的儒生在他眼里跟卓尔精灵没什么两样。就林风来看，他就是特别推崇“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那种官员，反对大搞商业，反对人口流动，反对对“士农工商”四字排行进行任何形式的改变，非常固执，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这种精神上的执着甚至超过他作为官员对于官场法则的尊奉，为了自己的立场，他甚至不惜和自己的上司李光地争执。

    当然，观念上的不统一并不妨碍林风对他提拔和使用，作为官员，他的行政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之所以调任他为奴尔干巡抚，则是有另一方面的考虑。

    众所周知，奴尔干地方贫瘠，部族繁多，在整个大汉帝国境内，是最为偏僻也是最为贫困的省份，生产力尤为低下，大部分部族不是游猎为生就是刀耕火种，缺乏粮食、缺乏衣物、缺乏食盐缺乏知识总之什么都缺，林风希望能够对这种困窘进行某些改变，当然，这里一半是出于对自己治下的各族人民负责，也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因为就历史先鉴来看，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兴风作浪发动战争，背后的动力不是别的，就是正是一件衣服、一口食物。

    所以林风把张书玉调到了奴尔干，他认为这个岗位非常适合这个老派大员，林风信奉工商救国，但到底也知道小农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无论如何也总是比游猎和刀耕火种先进得多，所以把张书玉调到那边去，一个朝廷中枢少了个碍眼的，二个让张书玉教那些部族去种田开垦，把基本经济狠狠地抓一抓，有了财富积累、有了市场条件之后好去摘桃子。

    因为汉军战斗力举世第一，马英将军暴戾残忍，在前一段时间各地部族亦是惶恐万分，所以张书玉几年日子也很好过，经过马英的努力之后，现在奴尔干地区的绝大多数都非常听话，基本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不服就纠集臣服的部落出兵，一齐把造反的部落灭掉，男人杀光，女人和儿童分掉，在这种恐怖主义政策下，巡抚大人的各项命令基本上都落到了实处，没有哪个酋长和头人胆敢多话，实际上他们也并不反对种田，虽然这里面有一小撮傻瓜推崇祖先制度，讲什么xxx族是xxx山或者xx河流的儿子，不能象汉人那样去种地，但这种声音基本上都被无视了，因为对于帝国政府来说，现在的情况很简单——要么按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去死，而且因为林风重视的原因，朝廷户部对奴尔干地区多有倾斜，两年来为了屯垦和开荒调拨了不少钱粮，所以这件事情的阻力就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