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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这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