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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内阁，皇帝迳下中旨传宣部臣执行，则是违例的。由此可见，明代皇帝虽有时迳下中旨处理政务，似乎由他独断专行，实际上并不合乎惯例、制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负担，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对阁臣的抗议，只得以“不省”了之。反过来也就证明，一般情况下，必得受内阁的限制。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按给事中唐宋本属门下省，金废门下省，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清改隶都察院）。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纪》：“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前面已讲，覆奏约始于北魏、北齐之际，宣宗此谕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对君主自己专权的一种限制。《明会要》卷三七《职官九》：嘉靖年间，“都察院疏请差御史巡盐，不下阁票拟，（中旨）批答稍误，（迳下六科），户科给事中黄臣谏曰：‘我朝设立内阁，凡百章奏，先行票拟。今使内阁虚代言之职，中贵肆专擅之jian[33]。关系匪细，渐不可长。容臣封还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同上卷二一五《骆问礼传》：上疏穆宗，“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证明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之限制[34]。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必须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阶级统治经验的制度规定而言，实际上在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颇，甚至极大偏颇。就明代说，这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来按祖制他们应该“无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参《大学衍义补》卷四五）。可是由于贪于逸乐，照办的时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但有些著作过于夸大了这一秕政，似乎明代内阁等制度全受宦官cao纵，“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这基本上不符事实。因为内阁票拟从明成祖以后逐渐形成，贯穿于明亡前二百多年，从不间断，而宦官之掌权，则要视皇帝是否委任而定，并非制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制驭甚严[36]。同时即就批红言，按规定只能遵照内阁“票（拟）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37]，执笔者等于一个謄录人，并不允许掺杂个人意见。这一情况，正好是前述皇帝意志受内阁限制的一个具体反映。只有少数几个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宠信，对票拟之审批发生影响。可是其中能算上毫无顾忌，任意改动票拟，甚至另行票拟者，只有武宗时的刘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时的魏忠贤（由天启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过十二年。这和二百多年的内阁比时间很短，因而应该承认，整个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阁等政治制度，是内阁的票拟，而宦官造成的偏颇，则是次要的。

    第一章：化缘

    第一章：化缘

    卢龙县虽说位于北方，但夏天那还是一个热，天空沉闷沉闷，偶尔还会有响雷轰过，大街上面，人恹恹无色，精神煞是不佳。只有那路边的小贩，大声的叫卖着，不时的拿着芦苇编制而成的草帽扇着风。

    偶尔道路上面会一辆马车驶过，马匹大口喘着气，嘘嘘不已。

    就连客栈里面的伙计也没精打采的打着盹。有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意味。

    “师父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动手啊！”一个鬼斧神工面容的麻袋男子，一手拿着窝窝头，一手拿着破水袋，不时的喝上两口水，狠狠咬上一口窝窝头。其神色那窝窝头好像和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二愣子你知道什么，为师这是在选择目标。”老和尚尴尬说道。

    “哦！”

    二愣子摇了摇脑袋，心中很是不明白，不就是讨两个小钱吗？只要自己趴在地上，一双眼睛紧紧的盯着对方，如果不给，就去抱住对方的脚，对方肯定会给铜板的。

    自己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