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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王拱辰就上书弹劾苏舜钦卖公家旧纸所得公款召妓、开席会宾客的罪名。开封府调查清楚后，发现确有其事：苏舜钦等人，身为进奏院的长官，却盗用旧纸钱喝花酒，是为监主自盗；王洙等人‘与妓杂坐’（私自召官妓是被法律禁止的，只能作为官宴，且不能私侍枕席）；周延隽和周延让等人则因服丧未除就参与‘妓乐’；王益柔则做了《傲歌》，谤讪周孔（里头一句 ‘周公孔子驱为奴’）。

    于是在一群人的推波助澜下，‘监主自盗’的苏舜钦等人被削职为民；王洙被去除侍讲、检讨二职，徒知濠州；周延让监宿州税；周延隽降为秘书丞……所有参加宴席的人，都遭到了斥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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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的看法是虽说卖旧物供聚会饮酒一事，似成惯例，但真要追究起来，违法的确就是违法，监守自盗的性质也颇为恶劣。因此就算令人同情，也难以说王拱辰等人攻击他们的事出无由。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在此发了大力的王拱辰还是苏舜钦的举主，也是最先举荐苏舜钦充当馆职的人，这次严厉弹奏，其实并无私人恩怨，而纯粹是‘喷子’履行职守，不讲半点私情而已。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作者吴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p125133）

    第三百二十一章

    御史对官员发起弹劾，向来无需关白长官，放在对陆辞一直怀恨在心的韩绛身上，更是全无顾及。

    翌日早朝之上，韩绛就揪住了这一点，毅然攻诘起‘陆大夫身为御史台之长，却唆使苏监进奏院卖公纸，召官妓，开宴席，会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等宾客’的诸多罪状了。

    原本偷偷在台上打哈欠的小皇帝，在听得小夫子又遭弹劾时，不由一惊，连打了一半的哈欠都给收了回去，下意识地看向了陆辞。

    在韩绛一派的御史台官员慷慨陈词时，陆辞不仅好端端地站着，神色悠然又从容，嘴角还带着淡淡的微笑。

    看他这反应，顿让作壁上观的文武百官感到几分微妙了。

    陆辞究竟是不晓事重，还是破罐破摔，亦或是当真有恃无恐？

    若换作他们，听到韩绛历数罪状时，恐怕都已经气愤地站出队列，不论是否有用，总归要自辩清白一番。

    毕竟‘唆使’一词，用得很是刁钻恶毒，的确是难脱身的一个罪名——哪怕开封府真派人推查起来，在难有真凭实据，而是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也难有定夺。

    虽包括上书的韩绛在内、都清楚典卖旧纸的真正主使定然就是苏舜钦本人，而根本不可能是自多年前迁走后，就极少涉足馆阁的陆辞指使。

    可人心难测，更何况是危难当头：于身涉麻烦的苏舜钦而言，能有将脏水全泼到陆辞身上，换取自己逃过一劫的选择时，谁又能保证他还能保持本心呢？

    哪怕他真有那高风亮节，将事悉数揽下，韩绛也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拖陆辞下水的大好良机的。

    陆辞不是没察觉到四周若有若无、还自以为很是隐蔽的视线。

    他此时的云淡风轻，还真不是一些人揣测的佯装淡定，而当真是……没什么好怕的。

    韩绛口中的所谓铁证，除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有心人传播出去的流言、以及‘人证’外，真正能起一锤定音作用的所卖公纸，昨天已及时买回。

    即便开封府在调查时，寻到人证，问出曾卖出的事实，也大可用一句‘粗心分错’来一笔带过。

    一时的粗枝大叶与恶意去中饱私囊一比，所受的惩治看，可有着天壤之别。

    等韩绛满是激昂地陈述完，狠狠瞪向陆辞，义愤填膺状时，陆辞才缓缓地迈步踏出。

    赵祯眼里是满满的担忧，只在语气上装得公正无常：“事下开封府治前，陆大夫可有什么想说的？”

    陆辞无奈笑了一笑，向官家微微一揖，风度翩翩地回答道：“下官当真不知，从何时起于韩中丞眼中，就连自掏腰包请新友故友稍作小聚，都得被扣上一顶唆使旁人监守自盗的帽子了。”

    韩绛冷笑，正要开口相讥，直觉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赵祯将眉一皱，迅速打断了他：“好了。台官所言，朕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