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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了一方驰骋的天地。

    建国前，张伯驹就参与故宫收集文物工作。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后来，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张伯驹又建议故宫博物院买下。可惜，那时在故宫博物院资金紧张，根本无力收购。

    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尽量将它们一一买下。他曾经说过其中缘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赚更大的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一件《游春图》，直接使张伯驹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

    当时，《游春图》要价240两黄金。张伯驹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那处豪宅和妻子潘素的金银首饰。那处豪宅是清末著名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宅，占地15亩，也就是整整一万平方米。不管在什么年代那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可就是如此珍贵的《游春图》，张伯驹眼睛都不眨，直接在1956年连同其他珍贵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其中还包括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

    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却也被张伯驹婉言谢绝。

    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另外，张伯驹还把唐朝李白的《上阳台帖》赠与主席。后来，在1958年时，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

    据文岚所看过的资料记载，建国后，很多爱国人士主动捐钱捐物，不少收藏家更是倾囊捐赠。书画、瓷器、青铜器，无数人竭尽心力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以捐赠的方式或友情价售卖的方式，进入各类国家博物馆。

    在不远的80年代末，张学良更是把所有的收藏拿出来，拍卖所得全部捐给社会。而购得古董的人，却又再次捐出，重新再拍卖。

    这个时期的很多大收藏家，更多是出于家国情怀，而非简单地用物质来看待世间的一切。

    文岚回忆着张伯驹的生平，一面浑浑噩噩地跟着大人们的步伐，绕过了两条巷子，走进一座不起眼的小四合院里面。

    走进屋里面，文岚不觉得环境简陋，只感到十分温馨舒适。

    泛黄的小院，清扫得干干净净。坑坑洼洼的墙壁，用柔软的白宣纸糊上。上面再挂上屏风、画作以及各种书法作品。

    金老爷子与许先生、王先生他们打了招呼，便让关博睿把书画拿出来，铺在桌面。

    这些书画都是金老爷子与文岚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外购置的，虽然金老爷子心里有个大致的判断，但毕竟不是行家，心里还是没底，便拿过来让真正专家鉴赏一番。

    关博睿打开盒子，顺手把那些旧纸放在一旁，再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打开，将里头的书画请出来。

    书画还摆出来，旁边一位花白胡子的老爷爷已经叫了出来：“等会儿，让我先看看这纸。”

    说着，他把外面那张纹路有点特别的纸张抽了出来：“你们瞧瞧，这是不是一张好纸头？嘿呦，这纸比我年纪还大，还这么糯，是张好纸。今天可真是凑巧了，你们先看着，我过去画一张再来。”然后，他拿着纸张转身就走了。

    傅先生他们见那边已经开始磨起墨来，不便过去打扰，便将那叠旧纸翻了出来。

    “这张应该是民国初年的。”

    “这几张都是乾隆年间的，旁边这几张也是民国初年的。”

    “这张够特别，米红色的，我喜欢。老夫一时技痒，我就先告退了。”

    又一个老先生挑了一张旧纸，径直铺在另一头的画案上，拿起笔在一旁的墨汁里面点了点，便在宣纸上面做起画来。

    这，让文岚简直看呆了。

    在书里曾看过书痴、花痴、画痴，也听说过画家遇到好纸，就像美食家遇到时鲜一样，忍不住垂涎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