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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各自目标大同小异之感。31人们对合法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对国际行为规则心照不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世纪上演了一出出权力博弈的大戏。

    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为了恪守礼仪，而且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欧洲观所包含的道义观念。在后人眼中的启蒙时代，欧洲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生机。新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开始取代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传统和信仰。在物理、化学、天文、历史、考古、制图等众多领域内，人类认知的突飞猛进激励了新的世俗精神，发现自然界一切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759年，代表着新时代精神的博学多才的法国杰出学者达朗伯写道：

    简而言之，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演变史到昆虫进化史，自然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一切其他领域的知识都面目一新hellip;hellip;新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应用，新发现激发的热忱，对天地造化之产物;人类思想的赞美，凡此种种带来了思想上的发酵。发酵的思想如决堤河水，漫向四面八方，把一切障碍席卷而去。32这一发酵的基础是新的分析精神和对一切前提的严格检验。对一切知识的探索和归纳总结;1751~1772年达朗伯参与编写的28卷《百科全书》就是一个象征;给了我们一个可知的、揭开神秘面纱的宇宙。人是宇宙的主角和解释者。达朗伯的同事狄德罗写道：强烈的求知欲与渴望增进人类福祉的激情33融合在一起。理性将挑战谬误，把严谨的原理作为与谬误针锋相对的真理的基础，并借此推倒泥糊的大厦，清扫陈年的积尘34，把人类带上正途。

    新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统治、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等概念。政治哲学家查理middot;路易middot;孟德斯鸠男爵将均势原理应用于国内政策领域，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概念，日后被吸收到美国宪法中。孟德斯鸠接下来又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变革的机制。他研究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借助理性可以发现这些内因，并且要为了公众的利益塑造这些内因：

    主宰世界的不是运气hellip;hellip;每一个君主政体内都活跃着思想内因和自然内因，它们决定了政体的兴衰存亡。一切（看上去像是）偶发事件都是这些内因的结果。每当一国因一场偶然的战役;即一个特定原因;覆灭时，还存在一个导致该国因一场战役覆灭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整体局势的发展决定了具体事件的走向。35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许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思想，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观。在普鲁士旧都柯尼斯堡蛰居的康德对世界做了一番思考，把眼光投向了七年战争、美国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从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康德居然看到了一个新的、更祥和的国际秩序的模糊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