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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斡旋于两宫之间

    坚持原则永远是正确的，但得罪了掌权者也要为此付出代价，首相王曾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此前，太后过生日时，要求在象征天子权威的天安殿接受群臣庆贺，王曾认为不妥，仅在偏殿安排活动，惹得太后不悦。以后，太后姻亲家的过分要求又遭到王相公的裁抑，便进一步加剧了太后的不满。于是，就在吕夷简拜相四个月后，王曾被贬出朝。

    身处庙堂上的吕夷简，吸取经验教训，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从政方向和方式。也就是说，他剪锋锉刃，韬光养晦，放弃了直言敢谏的特性，转而热衷权术，以明哲保身为要务。

    当此之时，仁宗已经成年，具备了亲政的条件，可年逾六旬的刘太后权力欲丝毫未减，继续控制最高权力，这就使得朝堂处于扑朔迷离的微妙境况之中。

    吕丞相深知太后和天子都是主子，一个属眼下短期的主宰，另一位则是未来长久的君主，自己若太亲近天子，当下就可能下台；而若过分讨好太后，将来肯定会遭到清算。因此，必须拿捏好分寸，与两者都搞好关系。不须多说，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资源，足以调和两宫之间的矛盾，并为自己夯实根基。从有关记载来看，吕夷简在处理与两宫的关系时，可谓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

    一方面，在涉及太后利益时，他尽可能地顺从、取悦对方。自刘太后垂帘以来，朝内外一些人为邀宠而投其所好，一位叫方仲弓的人，在宦官的教唆下上书乞请朝廷仿照唐朝武则天故事，为刘氏立宗庙。御史台的长官程琳也向内宫密献《武后临朝图》，暗含劝刘太后效法武则天改朝之意。吕夷简深知此类事必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没有支持附和，太后最终也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他为了赢得太后的信赖，在其他方面则能满足就满足。

    当年冬至，又逢太后寿辰。作为唯一宰相的吕夷简，一改王曾的做法，不顾范仲淹等人的激烈反对，与天子率群臣赴天安殿朝贺，满足了太后的虚荣心。另外，对外戚封官加爵以及专横不法之类的事，他也不大管。如太后兄长家一个得宠婢女出入皇宫，收钱替人说情，刑部侍郎赵稹因此被擢为枢密副使，吕夷简对此就睁一眼闭一眼。

    天圣九年，太后的侄子、蔡州团练使刘从德死去，获赠节度使头衔，还追封国公爵位，这本已大大超越规格。但在宫闱的干预下，死者的家属、门客及仆从近八十人又被录用为官，恩泽待遇空前。这的确太过分了，四位御史接连上奏批评败坏规矩。太后闻听大怒，下令将奏章交由宰相处理。吕夷简知道老妇人的厉害，便不问是非将为首的曹修古谪往外地，其余三人也分别加以贬降。

    明道元年（1032），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