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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开始同弗拉德会谈时，他的态度很异常。他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来给他施加压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他招募过她。

    如果我记不起这些事了，我怎么能否认呢？他一再重复地说这话。

    我对他很不客气，我知道他那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妻子最近自杀了。可弗拉德渴望结束这次会谈，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诱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释，既然我有责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证明上提出意见，那么如果他对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我就不大可能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可他仍然坚持说他记忆不好。这次会谈没什么结果便结束了。第二天我又让他来参加进一步的会谈，我从他那里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他坚持说他回忆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杀的消息，是用煤气和毯子来自杀的。不久以后，布伦特打电话来告诉我更多的坏消息。

    菲比死了。他说。

    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过气来。

    她跳到地铁下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

    我们怎么办？琼斯紧张不安地说。

    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他讲出间谍集团的真情，我们就为他提供合格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但那是讹诈呀。他说，竭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当然，正如我告诉琼斯的那样，我注命当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这些自杀事件，他说，将破坏我们的形象，我们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团结束了我对三十年代阴谋的调查。六十年代末，这个任务彻底完成了。那些有牵连的人正接近或已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我们共查出了死去的或还活着的间谍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们还细致地重新检查了英国社会生活当中各行业的几十个人的档案，多数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则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