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第5/6页)

，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sao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sao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sao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sao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地区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yin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