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革为何结束 (第4/5页)

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至于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更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们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为他们乐意讲述的话题。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这毕竟使“下放”不太像惩罚，不过是浅尝困苦时的过敏和夸张。在更大的范围里，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也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精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已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方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凡是派”当时尽管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