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所谓富宋 (第1/2页)

    （揭示富宋的真面目一为了宣扬义军的德政，二是为了推行义军的税赋制度时不至于遇到太多阻力，窃以为宋朝跟后世某个朝代很像，貌似富了起来，但富的是国家，穷的是百姓）

    卢俊义虽然部分肯定了地主阶层并不像道听途说的那么凶恶，也知道宋朝的冗官情况只是小巫，但他并没有因此放缓自己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因此放下对赵宋朝廷的削弱。

    记得卢俊义之前在现代看到的那些为弱宋翻案的文章里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税大大增加，工商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第一税源，并把这归结为宋朝不抑土地兼并的政策，甚至认为宋朝已经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当时卢俊义信以为真，穿越到了宋朝之后，还颇为高兴，以为日后起义成功夺取了大宋江山，不需要太过调整经济政策就可以万事无忧。

    等卢俊义深入了解赵宋朝廷的一切情况后，渐渐发现，所谓的盛世大宋其实只是一个笑话。先不论军事上的孱弱，经济上其实并不是像后世那些宋史研究砖家所说的那么出众。

    依稀记得那些论证大宋多么富有的文章用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是赵宋朝廷远远高于其他封建朝代的财政收入，说最高时有一亿六千万贯，那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便以此论证说宋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老实说，卢俊义穿越前是学机械的，不懂经济，看了那些文章就信以为真。后来来到北宋末年，自己做了当家掌柜，当时反复为大名府卢家和梁山义军的财政问题大费脑力，方才有了一些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方才想起在现代看过的一些经济观点。这才觉得，用财政收入来论证经济发展在逻辑上是多么地站不住。

    因为唐以后的朝代都实行两税制，两税制的一个要义就是“量出以制入”，财政收入的规模按照前几年平均支出水平拟定。换言之就是官府要用多少钱，就要向农民征收多少。高额的财政收入并不能说明经济的发展，只能说明政府花钱特别厉害而已。

    宋朝从真宗起财政支出规模就不断扩张，此后一两百年里宋朝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财政危机的结果是聚敛为一切之法，收入的扩张也是自然结果。

    诚然，宋朝在经济上的成就不容忽视，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确实是超过前代，但要说宋朝的庞大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则不能令人信服。最明显是事实是商税在全国税收中并非大头，而农业两税则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熙宁十年而论，两税为五千七百万贯，石，匹，两等（贯是钱，石是粮食，匹是布帛，两是银），按照折算法合钱为二千多万贯，而商税则在宋初只有四五百万贯，北宋中期以后保持在一千万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专卖是两宋最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专卖，北宋末年竟达到四千万贯，接近唐末两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两倍，盐之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都在一千万上下。专卖之外另一个创收工具是名目繁多的杂税，约有一二千万贯。

    至于关于土地兼并以及认为宋朝正如英国圈地运动后一样正走向资本主义的说法，更加夸张其词，当时被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大量转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而是成为了地主的佃农，即所谓“客户”，他们并非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依然是农村的重要生产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高额盘剥，这是宋朝农村的真实景象。

    宋朝税赋的繁重众多史家早有议论，“积贫积弱”的说法也非无因，但后世流行的说法是要把宋朝描述成经济高度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刑法宽松，言论自由的理想社会。宋朝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忽视，但那般翻案未免离事实太远。

    唐朝两税改革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宋朝沿用了两税制，但宋朝的两税制的特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的，赵宋皇帝指示说：两税只是田租。于是百姓虽然早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役，这还不算，还得因为“差役法”一家一家的破产，最后王安石再出来搞改革，废除“差役法”，搞免役钱，就是最大的德政了。所以说百姓是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