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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本和痛失爱子时,他和工部尚书都还未觉察到有哪里不对,等到方本和还有数名礼部官员都被“请”到东厂,工部也因为那林柏寒和皇甫良祯之故被揭发,他就意识到,皇帝最宠信的心腹怕是已经叛主了。 于是他知道,户部被牵扯出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也因此,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都在努力为自己寻求一条后路。 皇甫良祯这个人,他有印象。毕竟当年皇甫氏被问斩,其中有他的一份功劳在。 官场,是一个不见血的战场,要想上位,就要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 皇甫氏与司家一样,都是随着大蘅国建国一路走来的,而皇甫良祯的父亲皇甫琅舒却在年轻时决定弃文从武。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皇甫氏历代皆是文臣,皇甫琅舒却竟要去做武将,且当时的大蘅国国势安稳,尽管边疆偶受异族侵扰,但百余年前仁宗帝收回兵权,并对军制进行了改制以此巩固统治权,此后的朝臣都有共识,大蘅国的重心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而不在军事。在此等轻武的情势下,皇甫琅舒弃文从武绝非明智的决定。 但后来,司老尚书却一再向先帝提出大蘅国应当文治武功,而非再继续忽略军事发展。 对于司老尚书的观点,皇甫琅舒是支持的。当时先帝为了平衡朝中势力,又因皇甫氏历代都是辅佐君王的良臣,故而破格将皇甫琅舒封为了一品军侯。但,不过是个虚名,实际上,皇甫琅舒手中并无任何实权。只是皇甫琅舒与司老尚书一样,很早以前就察觉到了皇权过于集中的弊端。 军队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且所有兵将皆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如此一来,兵无常帅而帅无常师,统军者在士兵中没有声望,没有声望也无军心可言,军权彻底服膺于皇权。 大蘅国数年的经济与文化的确发展迅速,然冗官与冗兵的情况也日益加重,在其位不能谋其职,京城就京城近邻繁荣,离京城越远的县府则越来越贫穷落后,若长此以往的放任下去,将会积贫积弱,国势衰退。 司家倒下后,朝堂上的群臣也越发的谨言慎行,朝堂关系是一张复杂的网,即便司老尚书未曾结党,在司家倒下前,依旧有许多愿意追随司老尚书的文臣,然而司家的结局惨烈,之后翰林学士一党壮大;明面上翰林学士当时又属于太子党,其余的大臣则是分属二皇子与四皇子的党系,这其中难免也有墙草头,看哪边势头好就为哪边做事,他们不主动讨好,只看情势,且事事都留有一手为自己备好退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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