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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思想僵化已久，又岂是朝夕能再被推动的？”司渊渟这些年看着百姓们逐渐变得麻木，敢说话的人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愚民政策对当权者而言也许能在短时间内让集权最大化，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的衰败与倒退。

    “所以我想要把科举制度重新改为三年一办。司九，我知道你急于让朝廷换一副新的景象，然而是你跟我说的，很多事情急不来。从父皇到楚岳磊，百姓们也不是一朝被禁锢成提线木偶的。我们鼓励百姓敢言敢思，也要给时间那些寒窗苦读中的学子，等他们当中有人意识到环境已经开放，他们再次开始去想那些一度被列为禁忌的，并畅所欲言说出过去不敢说的话时，再重新举办科举考试。”楚岳峙又如何不知，要让思想重新流动起来并非易事？可正因为不是易事，才更证明那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事。

    他要推行仁政，可什么是仁政？难道继续愚弄百姓，出了事就以强权压制便是仁政了吗？显然不是。他要推行的仁政，是能听到百姓声音的仁政，可若是百姓根本不敢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他即便是想要听到百姓的声音，也依旧会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聋子。

    腐败是从朝廷开始，腐化的结果却是百姓来承受。

    百姓畏于强权，不言也不语，是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有用，知道反抗除了受到更多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以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所以他们渐渐不再言语。司渊渟想要在科举中选出可用的之才，可科举考的是什么？从乡试开始便是四书五经，一直到最后入宫的殿试，才有司渊渟提出那些学子们根本不敢想也不敢答的策题。在殿试以前，学子们为了能过乡试与会试，只敢也只会写迎合考官的文章，越是有自己思想的人，越难通过考试。如此恶性循环，无论司渊渟举办多少次科举都没用，因为从一开始，真正的人才就已经落榜了。

    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司渊渟未必就不懂，只是在重重压力下，司渊渟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首先无论是国子监还是书院与私塾，所学之书需全部重新编著，将此前的种种枷锁去掉。其次书院与私塾，受到权贵左右多年，寒门学子难入。因此，我想要对官学进行改制。官学此前是凡属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读，但如此一来与私塾并无多大差别。故而我认为，可以将官学细分，不仅在京城设立官学，十三省各地都应设立地方官学，且这入学规制也需修改，不再以士族出身为主，而是接纳寒门子弟，针对寒门子弟在入学所需的费用上根据实际给予减免。这势必会是一笔大支出，可我此前从徐敬藩等人那儿追缴回来的银两，不也正应该用在这些地方吗？”楚岳峙自贪墨之案后便一直在思考这官学之事，也为此而特意让户部尚书夏志轶给他好好算算改制所需的支出。贪墨之案追缴回来的银两不少，这些银两不仅该用在工部以及兵部，还应当用在教育之上，贪官所贪得的银两何尝不是从百姓那儿强抢而来的，如今也该还给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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