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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资格，由所在省份选取新的议员补上。

    参政院的组成，设执委会，有议长一名，主持参政院的日常工作，执委十六名，协助议长工作，候补执委十名，在执委中人因各种原因，不能担任执委，则由候补执委补入。第一任议长、执委、候补执委由南京政府从议员中指定，第二任在第一任任期结束时进行选举，任期为三年，但不得连任，但可隔届出任。

    参政院的运行方法，议员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观点、主张，并以文字形式，写成议案，首先向执委会提交，由执委会审议，通过执委会的审议之后，将在参政院中由全部议员进行讨论，提出议案的议员将对其他议员提出的疑问进行回答或解释，当然也可以拒绝回答。只到无人提问之后，由议长宣布，开始无记名投票，超过半数有效赞同票，某些重大事情需超过六成，即为议案通过，然后由执委会上交给内阁，由内阁进行办理。

    内阁和商毅都有权力否决参政院通过的议案。

    第四卷 纵横篇 第二一六章 参政院（下）

    商毅将自己拟定好的参政院制度交给内阁的众人过目，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应。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治制度，但毕竟商毅对这个时代的欧州议会，以及古罗马时代的议会制度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几位内阁成员，包括大部份的官员，对议会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国人的理解实力从来就不差，尽管参政院的形式的运行方式，实际己经很接近于近现代的议会，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参政院目前的功能只是参政，并没有立法权和决策权，说直白一点，也就是像内阁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议，供他们参考，至于内阁或商毅釆不釆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由于议员资格必须都是非政府官员，也就是全部来自于民间，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变像的向民间求言方式。

    向民间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国历朝都有过。有时是皇帝下旨向民间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设有专门的机构，都是表示皇帝开明布公，广开言路的治国理政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也能反应一部份民意民情。

    在秦汉以前，这种民间直接对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动向民间征言的事例发生的比较多，这是因为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学的人找不到出头的门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种机会。由其是在战国时期，有不少人就是借这一途进，凭借一笔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举由民间进身入朝堂，实行从平民到官员的华丽转身。

    但这种上言制度毕竞太不规范，又过于片面，而且也有不少人S为得到晋身的机会，故意标新立异，或夸大其词，或愤世嫉俗，或阿谀奉承，在秦汉之后，靠这种方式晋的例子己经大大减少了，而唐宋之后，由于科举制度形成，官员选择已经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因此向民间征集言论的像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到了明朝，干脆就取消了向民间征集言论这一制度。而清朝走得更为极端，连四品以下的官员都不许直接向皇帝上书。但能通过科举做官的读书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官能做得长久的则更少，而士大夫这个阶层历来都有议论朝政的习惯，由其是在宋明两代，太学生、士大夫一直以来都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局面，也出现过不少由士大夫一层发起，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时期，各种书院、学社都是士大夫们议论国策，发表自已政治观点的场所。比如最著名的东林书院，在形成之初，顾宪诚、高攀龙等东林首领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响着国家政治。在后期还有复社、几社等组织。

    虽然现在南京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很强，在统治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类似东林、复社这里有广泛影响影响力的组织，但在时局稳定之后，类似的组织是肯定会出现，除非商毅也学后世的清廷一样，规定三十人以上集会者，既为非法。

    其实像东林也好、复社也好，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出现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运用得好，还会对国家政治起到相当的监督作用，关建是怎样加以引导和控制，一是制定一个大家都尊守的规则，二是不让一方独大，形成几方势力互相牵制。但在这方面，明朝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当时的万历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种最消及的对策，干脆不理事，结果造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局面，却朝着无控的方向发展，最后到了真的无法控制。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来到这个时代之前，就是一个政党林立，各类政团、社团组织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这方面是有足够的经验。设立参政院也包括这个目地，不是想议论朝政吗？不是要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吗？那就全部都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