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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半壁山河，人马也不在五十万以下，而且江南之地河流湖泊众多，也不利于善于骑射的八旗铁骑发挥。

    因此不少满族将领都认为能够和南明实现南北分治，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甚至还有一些人建议，不如把北京抢掠一番，再退回关外去。就连多铎和阿济格也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接受南北分治，每年接受南方进贡的岁币。就算是要南征，也该等到北方安定下来以后再说。

    但和满清的将官不同，几乎所有降清的汉族官员却对南征表现得最为热衷，由其是在清军入关之后降清的汉族官员，几乎都一力主张，不与南明政权共存，以清代明，以武力走统一全国之路。

    因为只要是有明朝继续存在，那么这些降清的汉族官员就只能背负着叛臣的骂名，只有让满清统一了天下，自己才能取得正统的名份。因此他们都竭力怂恿多尔衮决策南征，不断上书，大谈江南民风脆弱，不胜刀兵，不难平定。而南明政权腐败无能，君昏臣暗，武将骄横拔扈，文官党员伐异，内耗不断，腐败无能，只要清军的大军一到必然势如破竹，扫平江南之地。

    面对这两种意见，多尔衮也有些左右为难，他当然是想一举统一天下，但心里也确实觉得没有把握，尽管多尓衮也对江南民风淳弱，对南明朝廷的腐败无能有所了解，但多尔衮心里也十分清楚，满清自身的兵力有限，八旗军满打满算，也不过十余万人马，加上汉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足二十万，而且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也非易事。面对一个地域比自己大数十倍，人口数以亿计的庞然大物，要说一点也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不过促使多尔衮下定决心南征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济，随多尔衮率军入关的洪承畴，对于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就直言指出：“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故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应该说洪承畴确实是一语中的，说中了事情的本质，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的税赋收入、达官勋臣的俸禄支出，军民百姓的生活物资供给，对南方漕运的仰赖也越来越大。北方对南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己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不是仅靠毎年几十万两白银、绸缎之类的岁币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北方经过十几年的农民军动乱之后，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如果失去了南方的供应，北方很难支撑下去。因此江南之地，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天下，同时也是满清想在中原立足的必须之举。

    因此多尔衮这才下定了收取江南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试探南明朝廷的反应，给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充满了威逼恐吓的意思，看一看南明朝廷是如何应对。但信刚刚送走，立刻就接到了山东叛乱的告急，多尔衮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

    不过因为方大猷也没完全弄清楚，自己对手是什么人，因此在奏折里也写得语焉不详，只能说成是一般性质的地方明朝官员百姓发动叛乱。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到也不太在意，在他看来这次山东叛乱本身并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一群明朝的地方官员和一些民间百姓组织起来的反抗斗争，这种事情在过去清军入关奔袭中，也经常发生，但怕只怕这消息传开之后，在清军的占领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那就有些麻烦了。另外如果南明朝廷在对此加以利用，比如出兵配合，或者派出官员巡抚这些地方，也都会对清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只为在这些地方扑火，也会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因此对这次山东叛乱也不能轻率处理。

    但相对于山东叛乱，另一份公文对多尔衮来说，却更令多尔衮烦心一些，这是以当今的大清皇帝福临的名义发给多尔衮的诏书，内容当怨是表彰多尔衮率军入关之后的功绩，将他的功劳比作昔日的姜尚、张良，总之是充满了溢美之辞。

    乍一看这份诏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就是问慰了多尓衮劳苦功高，而且多尔衮也值得慰问。但多尔衮的什么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一看就明白，这里面是话里有话，明里是问候自己，实际是对自己不放心，由其是把自己比作姜尚、张良，满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大多数人对《三国演义》的故事都十分熟悉，谁都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水镜先生司马徽就把诸葛亮比作姜尚、张良，因此诏书实际的意思，就是让多尔衮学诸葛亮，尽心当好一个托孤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