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20/26页)

也不见得有用，表面敷衍，心里越发记恨。等你一回察哈尔，只怕我跟你两个弟弟更要受他的气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莫非娘就老受他的欺侮？”

    太清春不作声，好久叹口气说：“为来为去，为你两个弟弟。反正也只是三四年的事，我就暂且避开他，等载钊到了十八岁再说。”

    原来王公子弟，定制十八岁行冠礼受封，有了俸禄，便可自立，如果谨慎当差，逐渐晋封，太清春还有一段桑榆晚景。

    “娘这么打算，我也没话说了。可是避到哪里去呢？”

    “自然是在外面找房子。”太清春说，“我已经拣出来几样首饰，打算托人变价。如果你赞成，我就趁你在这里，把这件事办了。”

    “娘何必拿首饰变价？”孟文说道，“我让鞑子馆拨款子过来好了。”

    原来蒙古王公每年朝贡，附带亦做贸易，到京以后，有固定的住处，俗称“鞑子馆”，又分内外两处，外馆在安定门外，内馆在御河西岸，那一带是外藩集中之地，礼部设有“会同四译馆”——明朝名为“四夷馆”，入清忌讳“夷”字，改称声音相近的“四译”，共计八馆，鞑子馆即为八馆之一。

    蒙古的贡使乃贸易随从，照例冬去春归，货物皆卸在鞑子馆，以皮货为主，货款大都托鞑子馆的执事代收。超勇亲王的贡使是陪着孟文一起进京的，他带的货物很多，孟文如果要支用个千把两银子，只要到鞑子馆将他找来，交代一句，他自然会去张罗。但太清春不愿意这么办。

    “这么办，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不管怎么样，你大哥的面子，我得维持住。而且——”太清春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变卖首饰，出府别居，这种境况，比较易于博得人的同情。等彼此的怨恨为岁月冲淡以后，仍可回府。这是她一种乞怜的打算，不必说破。

    孟文当然也能体谅母亲的心境，琢磨了好一会儿，欣然说道：“娘，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就把首饰卖给我好了。”

    当然，孟文承受她母亲的首饰，一定会出善价。太清春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因为孟文的夫婿只知道她花了上千两银子买首饰，不会想到她是变相津贴了娘家。

    话虽如此，仍旧要用间接的方式。京师自乾隆末年，和珅当政以后，流行一种行贿的方式，以古玩铺、珠宝店为媒介，譬如有人想谋一个肥缺，居间的人就会告诉他，到哪一家店，去买怎么样的一幅画，或者一只花瓶作为礼物，送进去了自有效验。指定之物，开价极昂，不在话下。其实此物就是由受礼者家中取来的，表面送礼，内里行贿，而受贿者，看来只是收受了一样礼物而已。

    太清春亦是用这样的手法，托一家熟识的珠宝店经手，由孟文通知贡使，付价取物，并不知道这几样首饰的来历。

    其实，从太清春不容于嫡出之子，打算移居的消息一传，自愿相助的很多，太清春为了维持一份自尊，总是婉言辞谢，如今照孟文的办法，筹得置屋之资，要找房子，便不妨托人，很快地在西城养马营，觅得了略有花木、清幽整洁的一所住宅，携儿带女，迁离朱门。

    龚定庵是从许滇生口中得知此事始末，很想去看一看太清春，但听了许滇生的一番话，打消原意。

    “她如今居孀，家庭之间又有蜚语，所以她虽是家母的义女，我亦不便到养马营去看她。内人倒是常去的，每一回都陪她淌眼泪。载钧实在太岂有此理。上个月莲生进京，想去看她，我劝他不必，因为有害无益。”

    这话实际上也是劝阻龚定庵，他当然听得出来，爽然说道：“照此情形看，想写首诗慰问慰问，都大可不必了。”

    “这才是聪明的办法。”许滇生换了一个话题，“令叔快要真除了。”

    这一说，不想引发了龚定庵的牢sao。原来龚守正是嘉庆七年的翰林，为人庸俗，虽在翰林从不讲学问，龚定庵曾经公然批评他“一窍不通”，又说：“家叔的学问都从五色书而来。”人家问他：何谓五色书？他说：封面五色，就是五色书。红面的是缙绅录；黄面的是京报；黑面的是属下的禀帖；白面的是各衙门的知会；蓝面的是账簿。

    但是龚守正的官运亨通，因为他那种谨小慎微，从不多事，亦从不敢说一句有风骨的话，正适合曹振镛、穆彰阿所倡导的政风，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当到侍郎！这几年一直在各部转，先是礼部，后是兵部，再迁户部，复转吏部，仍回户部。

    这年九月终于升署礼部尚书，由于只是署任，所以龚定庵在礼部当主事，不必因为需要回避而请求改调。

    “定庵，”许滇生又说，“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来如何？”

    许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罗织龚定庵入刑部，但龚定庵的官兴已冷如死灰了。

    “到时候再看吧！”

    龚定庵并无意转调刑部供职，但许滇生不死心，极力怂恿，表示如果龚定庵肯到刑部，将请他当“秋审处总办”——这是刑部最具权威的差使，秋审处总办一共八个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诏狱”——俗称天牢的待决重犯，都须先经秋审处审核，何者“情实”、何者“可矜”，一一推详，造成“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