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21/26页)

，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朱笔“勾决”。这份生杀大权，实际上cao之于秋审处，所以这八总办被称为“八大圣人”。

    “定庵，刑律所穷，济之以礼。礼是府上的家学，你又一向讲究经世致用，目前秋审处的总办，就少像你这样一位精于《礼记》的专家，以致许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虑。”

    所谓“服制案”，是杀人犯所杀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礼》在服制上为“期服”，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丧的服丧一年，照刑律例须加重，但地方官向来以出“逆伦重案”为讳，因为有逆伦案即表示职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为“父母官”，轻则降调，重则革职。同时“刑名师爷”有几条一脉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条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杀了胞兄，应该抵命，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同时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轻，有意开脱。

    这一来在勾决时，便可刊入“缓决”册内，死者岂非沉冤莫白。

    这番说法，倒使得龚定庵有些动心了，如果肯徇从许滇生的要求，转到刑部，派了秋审处的差使，遇到这种“服制案”便可据理力争，务得其平。可是毕竟只是动一动心而已，并不愿做出承诺。

    “你要我当‘圣人’，太抬举我了。”龚定庵为戏言搪塞，“到时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龚定庵少不得将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诉吉云，同时征询妻子的意见，即是龚守正真除了礼部尚书，他想乘此机会辞官。

    “辞了官干什么？”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书立说，书院掌教；再不然漫游江淮，卖文为活，亦强似做这个吃不饱，饿不死，还要伺候贵人颜色的小京官。”

    “那么你是拿什么理由辞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云建议，“何不写信回去请示老太爷？”

    “请示老太爷，还不如请示太老师。”

    “太老师”指原任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已在这年五月告老，住在扬州。龚定庵专函驰问起居，顺便提到辞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赞成，就一定会替他谋一条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龚定庵到他叔父龚守正家去拜年。他们叔侄一年只见两三次面。见了面亦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这年因为有辞官一事，龚守正倒显得很关切。

    “我劝你不要辞。许滇生想延揽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龚定庵说，“我想还是辞官的好。”

    “你辞官，于我的面子不好看。”龚守正说，“倒像我当了尚书，容不下一个胞侄似的。”

    龚定庵觉得他提出来的理由很奇特，同时心里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选择出处的道理吗？

    正在这样想着，门上递进一张名帖来，此人姓吴，现任翰林院编修，是龚守正的小门生。龚定庵最讨厌少年翰林那种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便即起身，避到屏风后面。

    “近来忙不忙？”他听见龚守正在问。

    “还好。”

    “噢，闲下来干点什么？”

    “写大卷子。”

    “好！”龚守正脱口夸赞，“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书法要下功夫，字迹要端秀，墨要浓，点画要平正。所谓黑、大、光、圆，”他一字一句地说，“能如此，就没有不入彀的。”

    龚定庵实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风，一面鼓掌。“翰林的学问，原来如此！”他说，“领教了，领教了。”

    这吴编修尴尬得手足无措，龚守正是把脸都气白了。龚定庵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当然，他知道他以后不必再来，就是来了，他叔父也不会见他。

    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的京官之中，传为笑谈，以至于远在杭州紫阳书院主讲的龚闇斋都知道了，家书中痛责龚定庵无礼，说他很担心龚定庵会在口舌笔墨上得祸，既然有辞官之意，不如速办为是。

    接着，阮元也来了信，他的信是托进京的便人带来的，还有一百两银子。信中说，他不便劝龚定庵辞官，因为到底只有四十多岁，年力正强，可为朝廷多做点事。不过人各有志，不便相强，龚定庵果真去志已决，在他来说，林下有一个可谈之人，是一大乐事。至于出路，不足萦心：“天下安有饿死之定庵哉？”

    于是再一次与妻子商量归计。这一回，吉云完全赞成。原来不知从何处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定庵与太清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吉云绝不信有此事，但流言却越传越盛，使得她非常痛苦，当然龚定庵本人一无所知。

    现在既然决心辞官，吉云觉得应该将此事作一番澄清，因为龚定庵迟早会知道的，到那时人已离京，无从分辩，岂非一生蒙受不白之冤？

    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开口。措辞欠当，立即会引起夫妇之间的裂痕。因此，在谈家务时，不知不觉间流露出心神不属的表情，龚定庵不免奇怪。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龚定庵说，“移家当然不容易，起码得有三千两银子，才能把各处地方的账料理清楚，不过，我已经有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