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第8/112页)

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得非常亲热。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我看，”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我自己愿意去的。”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了。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至于为钱姚氏送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还派了一名老家人，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因此，钱姚氏此行，十分风光，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

    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东家”；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就由杨小桥接待，曾否买卖砒霜，除去钱坦，便得问他。

    “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翁曾桂问。

    “差不多二十年。”杨小桥答说，“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

    “那么，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

    “是！普通的药都晓得。”

    “你店里卖不卖砒霜？”

    “砒霜也是药。”杨小桥答说，“不过有毒的药，不是随便卖的。”

    “譬如像砒霜，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

    “要郎中的方子，或者晓得情形，相信得过的才卖。”

    “怎么叫‘晓得情形’？”

    杨小桥想一想答说：“好比打鱼的，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不吃一点点砒霜，身子吃不消。像这种情形，如果不卖砒霜给他，就不对了。”

    “还有别的情形没有？”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

    “那也要看情形，请老板做主。”

    “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

    问到这一句，杨小桥有些紧张，不过他马上记起“老奶奶”——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的告诫：“一字入公门，九牛拨不转”，到了公堂上，说话要小心！慢一点不要紧，想停当了再说，切忌慌忙，忙中有错。因此，他定一定神答道：“我不清楚。”

    “浙江来的公事上说，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你接待的，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你怎么不清楚呢？”

    “老爷，是这样的。”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那天杨秀才上门，是我招呼。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上前搭话，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新科举人，请到店堂里吃茶，就没有我的事了。”

    “嗯，嗯！”翁曾桂问，“那么，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

    “记得是一包豆寇，一瓶诸葛行军散。”

    “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我没看见。”杨小桥说，“想来不会的。”

    “为什么呢？”

    “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

    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细想一遍，还有日期要问：“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哪一天？”

    “记不得了！大概是十月初，天气很热。”

    “以后有没有来过？”

    “没有。”

    “好！你先站在一边。我提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