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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军现在的财政收入中，除了传统的田赋外，数额最大的，增长幅度最快的就是商税，可以说商人阶层缴纳的赋税顶起了国民军的半边天。而为了更快的发展工商业，获取更大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为了拉拢辖地内富商以及普通商人阶层，国民军在扶持工商一事上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商人们极为关注的厘金，在福建都督府时代就已经开始进行整顿，当然取消厘金是不可能，当初要是取消了厘金福建都督府的财政立马就得崩溃，但是也进行了小范围的整顿，尤其是获得浙江之后。当时陈敬云一力推行的随之改革制度已经在福建实行，随后又是迅速的推广到浙江，各地的厘金关卡也是由财政部直接管辖，而不是和前清以及现在其他军阀地区一样由地方政斧管理。

    厘金制度虽然坏处多多，造成了前清时代的财政权力下方地方，使得地方政斧逐渐和中央分庭抗议，可以说清末时期的地方督抚位高权重，甚至可以直接和中央分庭抗议，这一切都是源之于厘金制度的实行，有了厘金，而且厘金收多少，怎么收还完全是地方督抚自己说了算，中央根本就管不到。厘金的实行造成了中央财政权力的分散，这是他最大的弊端，至于什么影响商品流通，抬高物价，民众生活不便都是次要的东西，厘金制度实行数十年来，也没见说因为厘金就饿死几百万几千万人。

    尽管厘金有着如此大的弊端，但是要废除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因为这个时代的厘金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商税，从生产到流通再到销售，几乎形成了一条龙的商税征收体系，如果有人在没有拿出一个可行有效的商税收取体系之前就要把厘金废除，那么除了说他是汉歼卖国贼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这个说法就跟现代里叫嚷着取消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所有商业姓税收一样。

    但是没有可行的代替方法之前，陈敬云是说什么也不会，也不敢裁撤厘金的。不过厘金的弊端实在大，对其实行改革是必须的。为此，之前实行的税制改革就是第一步，先把厘金的管辖权从各地方政斧手里拿回来，统一归中央财政部管理。

    而第二步，就是优化各地的厘金关卡，取消一些不重要以及严重重复的关卡，使得省内的物品流通更方便，也降低一定的成本。

    而第三步，就是进一步取消众多厘金关卡，只在交通要道和重要地区设立相应的少数厘金关卡，同时大力推行营业税这一概念，就是直接从生产厂家中抽取营业税，也就是从所谓的源头收税，然后在具体的销售阶段，对零售商家收取营业税。如此用来补充众多流通环节时损失掉的众多厘金。同时在国民军控制区内通向外省的交通要道里依旧设置大量的厘金关卡，这一点和海关关卡有些类似，毕竟国民军控制区和其他军阀的控制区虽然没有名义上的**，但是已经近乎**了。对外来商品收取高额税收是正常的。

    这第三步也就是陈敬云正在努力的一个阶段，他希望这一阶段的税制改革能够让控制区内包括闽浙，广东，江西，苏南，皖南在内的地区商品流通更顺畅一些，从而刺激辖区内的工商业发展，而政斧提供更多的税收。至于以后的税收和厘金制度的改革，那恐怕就要等到陈敬云统一中国之后才能去办了。

    然而即便只做到了这个地步，也是让众多商人对陈敬云好感大增，转换而来的就是他们对国民军的支持力度更大，自从陈敬云宣布要进行北伐之后，临时政斧紧急推出，并有华夏银行承销的五千万光复债券销售良好，而购买者多是对国民军有信心并且支持国民军的商人阶层。毕竟这些债券面额最小的都是一百元，普通民众可是买不起这些国家债券的。

    国民军和商人阶层的联系已经这么紧密了，可是陈敬云还嫌不够，为了进一步拉拢闽浙苏南乃至国内其他财团富商们，他分批次多次向国内富商募集资金，打算把这一部分福州兵工厂的国有股权慢慢兑换出去然后换成数目庞大的现金，用以当成军费和政斧行政费用。也让更多的财团富商们参与到福州兵工厂当中来，参股了福州兵工厂也就等于踏上了国民军这条船，以后船要是翻了，他们就会和陈敬云一样血本无归。

    不过这个举动并没有受到很多富商财团们的欢迎，这倒不是他们对陈敬云没信心，而是他们对福州兵工厂自身的经营状况有些担心，虽然福州兵工厂的固有资产庞大，但是负债率也不是一般的高，陈敬云前后数次签定的贷款除了军费外，其他的大多数都是投入到福州兵工厂的直属工厂或者子公司当中，这个贷款模式就是陈敬云用政斧向美国贷款，取得贷款后政斧无息贷给华夏银行，最后华夏银行再把钱贷给各企业，最后各企业拿到钱后再向美国采购设备。这么转了一圈后，临时政斧欠着美国人的钱，华夏银行欠着政斧的钱，然后福州兵工厂以及其他各企业欠着华夏银行的钱，这前后数次贷款加起来，数额高达六七千万之多，而且随着第二轮援助计划的实行，还会进一步增加中。

    如果把华夏银行以及国民军体系下的其他各军工企业的资产以及欠款账目统一起来的话，就会发现，现在国民军体系的各个军工企业全都是负债经营，他们所属的设备乃至厂房地皮加起来都是不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