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 (第7/16页)

练笔。

    浩然：不一定规定，写片段。风一来怎么样呀！碰到一个人感到可亲呀？这是为什么呢？分析一下。用文学的笔记录下来。这对将来有好处，写作的时候，可以整段整段放进作品里。

    刘剑波：我做梦都想写您的传记？

    浩然：你离我太远，教学时间也很紧。我女儿也是教学的，1977年参加高考，离本科线差三分，只考上大学师专班，毕业后当老师。她白天教学，晚上回家还要改作业。忙得很。你教学又忙，如果再写传记，花费的精力太多，也化不来。我建议你还是搞创作，细水长流，自己能搞创作了，写作家传记，也能体谅作家的苦衷。

    下午，如东县原副县长、现任县政府顾问金德福应约来我们住处，谈张松林开发海涂，办自联垦牧场的情况，徐春林陪同，1时30分开始，5时30分结束。

    晚饭后，和浩然往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他告诉我：北京市委正在给他，管桦、杨沫、阮章竞解决住房。他的住房很紧张，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挤在一起，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无法写作，没有专门的写作间。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很丢人。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他在老家燕山下，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有一栋小房子，前面是老房，他舍不得撤掉，又花了3000元，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到一定时候，他和老伴住在这里，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他说：他从不进银行，该用的用，该花的花。存款不多不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又干不了大事。他家有三部照相机，三部电视机，三部录音机，需要花的就花。

    谈到稿费时，他告诉我，《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时，正好是《千万不要忘记》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中央发现了，邓小平有个批示，降低了稿费标准，每千字才7元钱。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艳阳天》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艳阳天》第三卷出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发行，没有稿费。发行是后来的事情。

    我谈到创作长篇小说《洞庭丽人》的情况及创作的苦恼，他给予鼓励。

    晚上，我与陈春泉谈海涂开发，浩然看有关资料。陈春泉走时，他出来相送。

    八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1985年3月29日，天气终于转晴。早饭后，和浩然上街买回笔记本，录音带，上海彩色水笔。上午，采访张松林的老师陈耀武的时候，浩然对我说：采访对象讲第一遍时，不要打断人家，自己的脑子里要考虑，要构思，哪些还需要深挖的，等他第一遍谈完了，再提问，作详细地了解。有了材料，写作的时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就像在集镇上买木材，先看一遍，需要什么木材，回过头来再买。

    午休后，浩然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刘国玺写了一封信，由我上如东县邮局投邮。

    晚饭后，趁天气晴好，浩然领着我在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我俩边走边谈，我有意把话题往他的创作上引，对很多敏感问题，他不回避，谈得极其坦率、真诚，我深受教育，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伟大。他说：《喜鹊登枝》是我的成名作，1956年发表的。我写好后，先给了《丑小鸭》编辑部的韩映山，韩映山当时已经成名了，我还是个业余作者，属无名之辈。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左等，右等，过了些日子，没等到意见，我就打电话问，他说：“已经退给你了。”这下我可急了。我没有收到呀！我就到他编辑部去找。到处找遍了，硬是找不到。我就说：“韩老师！请你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他把抽屉一打开，好家伙，我的稿子原封未动，锁在他的抽屉里，根本就没有拆开。这下，他有些难为情了。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里，等他看看再说。我当时年轻，也拉不下脸面，就依了他的。等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稿子不能用。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真实。我问究竟是哪里不真实？能不能讲具体一点。他说：“韩兴老头不应该看林雨泉的日记本。一个老头，怎么会看年轻人的日记本呢？”我说：“怎么不能看呢？日记本本来就是韩兴老头给女儿买的嘛！在林雨泉桌上发现了，感到奇怪，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不管怎么说，他反正认为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我不服气，接着把作品寄给了《北京文艺》，很快，《北京文艺》的两个女编辑给我回信了，认为作品很好，会尽快发表出来。这篇作品当时如果发不出，在1957年以后也是能发表出来的。因为那时非常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快发表出来了，对我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创作上，不会打扑克，不会下象棋，什么都不会。打扑克是在1978年，别人哄着我学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