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 (第8/16页)

阵，我都很紧张，生怕出错了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后来，我成了写新人新事的典型。从1956年写到196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

    我又问：《艳阳天》是在1956年以前就写出了初稿吧？

    浩然说：是呀！写了30多万字的稿子。还写了几部中篇，例如《烈火真金》，就是写抢麦子的。我给了几家刊物，都说写得好，就是拿不准，后来投给一家刊物，也不说用，也不退给我，这样拖着，拖到了大跃进年代，大气候不适宜了，没有用出来。不过，这些中篇都在我写《艳阳天》的时候用进去了，更加化开来了。我写《艳阳天》的时候，多有激情呀，一天几千字，万把字，人也不觉得累。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老百姓家里，蹲在炕上，就着煤油灯写。《艳阳天》120万字，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月，从麦收开始到麦收上场，其中第一卷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天三夜，这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还没有过的。不过，现在再那样写也恐怕不行了，进展太慢了。我那时是觉得抓住一个好东西，不展开，不写透，太可惜了。萧长春、焦淑红、小石头都是有原型的。萧长春的模特儿叫萧永顺，今年61岁了。婚姻也是那么一回事。只有小石头是移过来的。在另外一个农业社，有个人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为了阻挡办合作社的带头人把社办起来，就非常恶毒地把他的孩子投到水井里淹死了。大脚焦二菊和韩百安开始设置的不是夫妻关系，就是在《收获》发表时也还不是夫妻关系，是姐弟关系。后来，出书时改过来的。好家伙！这一改出戏了。越改越有味。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我问：到眼前为止，你还有没发表出来的作品吗？

    他说：有哇！那都是1956年以前写的。

    我问：1956年以前写的，当你成名之后，没有拿出来发表吗？

    他说：1956年以后发表的许多篇，都是在那之前写的，不过做了许多改动。思想水平提高了，对原有的生活素材有了新的认识，在修改的过程中，选取了新的角度。表现手法也不一样了。就包括《金光大道》在内，当时都有了个初稿。《金光大道》的后两卷我已经写好了，现在放在那里的，等待机会出版。

    我问：那为什么还有作品没发表出来呢！

    他说：两个原因：一是我后来写顺手了，觉得要写的新东西很多，总是想等到把新东西写得差不多了，再去改那些旧作。可是，新的东西太多了，一写就没有个完。改编旧东西，还不如写篇新东西。所以一直顾不上回头改旧作。我从那时候起，如果不遇上“反右”，不遇上“文化大革命”，就那么写下来，还不断读点古今中外名著，吸收一些好的东西，我恐怕比现在写的还要多，还要好。“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34岁，多年轻呀！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我遭受到的损失是没有人给我平反，没有人给我落实政策的。我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我毕竟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呀！受的艺术熏陶是民间的那些东西。评剧我非常喜欢。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对于外国的东西就接受得少一些。我现在在认真的补课。唉！年岁不饶人呀！脑子不如年轻时那样好使了。记忆力也大大减退了。

    我问：你在《艳阳天》发表之前，给周立波写过信。你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什么时候呢？

    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红旗》杂志当编辑的时候。周立波写完了《山乡巨变》，大约是1962年吧！他回到北京，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我上门去约他为《红旗》杂志写稿。一见面，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不像某些人那样老jian巨猾。

    他又告诉我：我到《红旗》杂志去工作，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红旗》杂志办活点，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便于组稿。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又年轻，又有作品，就要调我去。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要调我当专业作家。胡乔木同志在《红旗》杂志负责，亲自找我谈话，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我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接触了许多作家。到省里面去约稿，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对待。那时的《红旗》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不像现在。我无论到哪个省，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规定为《红旗》写稿，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一到时间，稿子就准时来了。那期间《红旗》发了不少的好作品，像周立波的《xxx》《xxx》两篇，杨朔的《雪浪花》等等。

    我问：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他说：那年在海南岛，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我和杨朔、李准住在一栋，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杨朔是个好人啦！散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