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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1949年新中国成立移风易俗以来，旧时出大殡的风气已经非常少见了，近乎绝迹。二哥家又不是大门大户，不可能大cao大办。可不管怎么从简，终究是发送死人上路的白事儿，那时候的穷讲究可也不少，越穷越讲究，该做的还是要做。贴完了门报儿还要写灵头，意外身亡之人的灵头非常不好写，“永垂不朽”和“沉冤待雪”不大合适，“永不瞑目”怎么样？合适是合适，但是那么写可太吓人了，到最后什么都没写。

    接下来是布置灵堂。帮忙的几个人一齐动手，先将屋里碍事的东西挪开，正当中摆上遗照，放好点心供品，下边是火盆烧纸。倘有人来送花圈花篮，根据交情的深浅，或多或少要给份子钱，挑水胡同灶头大院儿的邻居都过来随份子，或是一百或是二百，至少五十。哪怕互不认识素无往来，只是住得近，那么于情于理，也都该讲究个礼数。甚至有隔了好几条胡同，没任何相干的人也过来行个礼，说一会儿话，蹭两支烟，临走掏出二三十块钱凑个份子。

    崔大离在屋里屋外两头忙，一边张罗人买东买西，一边还要用行李布在胡同搭起灵棚，再牵出电线，挂起一个一百二十瓦的大灯泡子。灵棚为了防雨，灯泡则是天黑时用来照明。您想，住平房大杂院儿的人家，谁家不是十来平方米的小屋，能有多少椅子茶碗？可也不能让吊唁哭丧的人坐在地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卫有租赁铺，不管是白事儿还是红事儿，都可以去租赁铺搬取桌椅、杯盘、茶碗、暖壶，用完再还回去，损坏丢失照价赔偿，既便宜又省事儿。50年代以后没有租赁铺了，他必须挨家挨户借，从早到晚忙前忙后，腿儿都差点跑断了。

    吊唁的人还真不少，白事儿一连三天，第三天晚上送路，要到十字路口烧纸，一直忙到半夜。我和臭鱼送最后一拨人出了胡同，走回来的时候看见还有三四个男子，他们是在门前守夜的，几个人凑到一块，一头抽烟喝水，一头低声说话，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可能是在嗟叹二哥意外身亡。

    那会儿的路灯过了十点全灭，夜半三更，风吹月落，漆黑的胡同里更是没有一个行人往来，只有一点灯光忽明忽暗，衬得白色的门报儿愈发阴森。

    【6】

    送路当天的夜里起了风，云阴月暗。二哥家里的亲属不多，但在一起跑活儿开出租车的同行不少。其中有几个走得近的朋友没少帮忙，轮班在门口大棚中坐着，免得桌椅板凳让贼偷去。半夜十二点前后，我和臭鱼打胡同外头回来，路过西南屋，顺道往屋里看了一眼。

    只见屋里支了张桌子，二哥的黑白遗照摆在当中，墙上挂的是水陆图《生死轮》，前头有香炉和蜡烛，桌下是烧纸的火盆，崔大离身穿“大了”的皂袍，正一个人坐在供桌旁打盹，哈喇子顺着嘴角流下半尺多长，怀中抱了一部破录音机。

    那位说崔大离当“大了”，他抱录音机干什么？他这个录音机是用来放经的，因为二哥开车掉进河里淹死，要拿迷信的话来说，这可不是善终，必须请经超度。天津卫有专门在白事会上念经诵咒的居士和火居道，火居道也是老道，但是不住道观，可以娶妻生子，平时各过各的日子，出来做法时换上黄布道袍，坐在门前的大棚里念诵法咒。请这些人要给钱，而且不便宜。当年的白事儿能养活很多人，如今也是一样，寿衣寿材、纸人纸马、花篮花圈、诵经超度、灵车接送、卖骨灰盒，这些人全是混鬼会吃白事儿的，你肯掏钱没有买不来的东西，也没有请不来的人。不过二哥这场白事儿从简，没请僧道念经。崔大离找了台破录音机放磁带，磁带中有事先在庙里录好的“往生咒”，你想让它放多少遍都行。可是放经放到半夜，破录音机突然不响了。

    崔大离以为是接触不良，拿起来拍了两下，想看看是什么原因。其实录音机响不响并不要紧，与其说“往生咒”是放给死人听的，不如说放给活人听更恰当。眼看半夜十二点了，除了他之外，西南屋早已没人，半夜三更还放什么经？但是录音机是借来的，用完了还要给还回去，用坏了不还得赔人家吗？可是他接连忙了几天，困得都快不行了，上眼皮直找下眼皮，坐在供桌旁边不知不觉便打起了盹儿。

    我进屋推醒崔大离说：“你回家睡会儿，明天一早给二哥出殡，且得忙呢。”

    崔大离睁开眼，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一声，他让我和臭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