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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付钱,伸手一摸发现钱袋不见了。我又上上下下摸了好多遍,果然,钱袋丢了。惊慌失措之下,我几次要往门外冲,吉卜赛女人却玩儿命拦着不让我走。 就在这时候,Tomi走进来,他问,怎么了?我说,钱包不见了。他帮我付了钱,我们一路摸索回去,一路找一路问,无果,我坐在路边的树墩上放声大哭。Tomi说,丢了就是丢了,还好不太多,就当买个教训,以后长个心眼儿。然后,他将卖画剩下的钱全都掏给了我。我攥在手里数了一遍又一遍。 “还有40克朗呢?” “刚才喝了。” 那一刻,我觉得Tomi简直是这世界上最Man、最善良的人了! 既然没钱,就与新房无缘。这是整个世界的法则—No Money,No Hoomi倒没觉察到什么,他与厨子男友爱得如火如荼。那时候,我已经适应了欧洲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生活。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自娱自乐自慰自作。 生日那天,Tomi送我一张他的自画像,还将一支价格高昂的粉红小棒棒塞到我的手上。我死活不要,他却劝我说:“这个跟牙刷一样哦,刷刷心理更健康哟!”妈呀,难道我已经窘迫到要一个“取向不明星人”来同情我的精神生活了么? 认识鲁道夫,是因为Tomi朋友组织的一次聚会。刚才走到酒吧门口,我就听到有人高声喊着:“啊—宫保鸡丁!鱼香rou丝!售票处!天安门!啊—我爱中国!” 与此同时,一个脑袋和肚子一样圆滚滚的洋人向着我阔步走来。 Tomi突然跳到我面前,将双手从胸口一字划开:“Surprise,小蜜蜂!他是我的朋友鲁道夫,孔子学院的学生,会中文哦!” 经过一晚上的摸来摸去、暧昧不清,我俩的关系算是草草确定下来。最先是Tomi在Facebook上发了消息:“我们家的小蜜蜂恋爱了!” 鲁道夫是个建筑大师,睿智、肃穆。他有自己的公寓,在近郊。房子本是买来跟未婚妻结婚用的,结果盼得苦尽甘来日,未婚妻却没挣扎过最后一刻,和上司远走他乡了。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们相处得不算舒坦。鲁道夫邀我吃饭、散步、看电影,我偶尔去他那里住。可他不会像Tomi那样帮我挤牙膏,不会声情并茂地陪我说话,也不会穿着睡衣给我送自调鸡尾酒。 而令我高兴的是,我俩的沟通方式是国际化的:捷语说不通说中文,中文说不通就换英文,要是英文再不行就比手势,再不济,就将几种方式混合在一起。 我和鲁道夫之间始终维持着相当融洽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温柔他谦和,而是沟通障碍所迫,骂人的词儿掌握太少。有时候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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