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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畅重新检查此案时，发现了几个新情况。首先，当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时，他问我们对斯克里普金案件知道些什么。他说他在一九四六年经手过这个案件，当时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处工作的低级官员。他记得报告是从伦敦来的，绝对不是从远东来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当时莫斯科大地正覆盖着白雪。戈利金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讲到了两个装成军情六处官员的克格勃人员是如何欺骗斯克里普金的，我们还让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见过的两份文件，戈利金讲得很准确，令人吃惊。他说，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对斯克里普金所进行的试探以及对他的价值的评估材料；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他今后计划的简述，包括同他进行联系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还说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间谍翻拍复制时就订在一起了。

    流畅发现的第二个新事实是，尼古拉埃利奥特在贝鲁特审讯菲尔比时，曾问他是否出卖过斯克里普金，他完全否认这样做过，给他提供了许多细节后，他还是不知道这个案子。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们推测，菲尔比会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声称在这起案子上是讲信用的，也许这次菲尔比讲的是实话。

    我安排了对斯克里普金这两份文件的整个分发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看看是否还能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新东西，结果很有启发。五月那份报告就被发到海军情报处（香港），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伦敦的海军情报处。他们把报告放进海军公文摘要，并在海军情报处内部分发，还例行送一份到英国秘密情报局R 处的海军科去，海军科又把它转给五科去归档。对军情六处进行的大量的记录调查表明，菲尔比从未出现在这个文件的散发对象名单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样的渠道分发，除了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之外。他们决定把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并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处，送达时间为八月八日。这时军情五处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里这两份报告才是订在一起的，这正好与戈利金的回忆完全符合。出卖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军情五处而不在军情六处。菲尔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伦特早在一年前离开了军情五处，这样矛头就再次指向了处理当时斯克里普金档案的F 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

    流畅指控的大概范围清楚以后，我开始了我所从事过的最危险的工作。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开始对霍利斯的背景进行自由调查。我得小心翼翼，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细小的泄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我访问了牛津的波德里安图书馆。我从那里的大学记录中发现，霍利斯从未得过学位，尽管他是在二十年代进学校的。他念了五个学期以后就原因不明地